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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叫我当干训班班委。叫我先去几天，帮着于点杂务。大批人马的报到还在以后呢。”
“这就行了。这件事交给我。”
“也只能交给你了。也应该交给你。”
“把他们找到场部来碰头，我给你们找地方。管吃管住管招待。”齐景芳说道。
“我们今天找你就为这事。”秦嘉对谢平说道。
‘你们跟阿屠商量过了吗？“谢平又问。阿屠是羊马河上海青年中另一位党员。原先是黄浦区团委的年轻干部。
“阿屠走了，你不知道！”秦嘉反问。
“走了？”谢平惊道。
“他的肝炎发了。腹水。脚背肿得跟馒头似的。皮肤又黄又亮。就那样，他还要去干活。大家怎么劝也劝不住，把他们青年班的几个女生都吓哭了现在场里同意他回上海。当初他那样的身体，就不该批他来。要个带头的，把人带成这样！跟上海联系，上海还不肯接收。还怕会影响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十几万青年。说上海户口只能出不能进。外地也有药，也有医生。不能一生肝炎就回上海。他家里只好把他接到苏州外婆家去养病。他前天走的。他知道你要来场部，还让我转告你，羊马河这四千多伙伴，就拜托你多多照应了”说到这里，秦嘉的声音突然低下，硬咽地涩住了。齐景芳的眼圈也陡地红了。
“这件事，上海也做得太绝了嘛！”谢平说道，把牙关咬得铁紧。阿屠是个好样儿的。年纪跟他们差不多大。放着在编的国家干部不做，跟大伙儿一起到兵团来当农工。
“阿屠青年班里的人都替他伤心”
“我不好。我要是早两月分出身来，常去看看他，卡着点他，他也不会垮得这么早这么惨”谢平感到沉重、内疚。
“我们都有责任。明明知道他有病，没有照顾好他”秦嘉喟然。
“碰头会赶紧开，赶紧摸摸情况。再不要垮掉第二个第三个‘阿屠’了”谢平一口喝于了杯底那点滚烫的液体，把杯子拍回到茶几上，决断地说道。
吃罢早点，秦嘉回园林队去收拾东西。齐景芳忙了一阵，恢复房间原样，见还不到上班时间，笑着邀谢平上她屋里坐会子：“认认门。住大机关的，以后有什么事要差着使着我们这号臭当兵的，也知道个路啊！”谢平说：“你要那么说，我就不去了。”
齐景芳拿着钥匙在门口等着他，撅起嘴笑道：“人家还有事求你呢！”
招待所分东西中三院。中院最大，能停二十多辆卡车。晚间，水箱里的水一放，就成一片冰场。四周一圈平房，全是大房间。搁双层叠叠床。屋里除了床，连个暖瓶也不搁。喝水洗脸都请劳驾到东南角的大水房去。房门上挂着一色的白布门帘。门帘中央成半圆状印着一圈窄长的大红的宋体美术字“羊马河中招”拧着头转圈看，倒也鲜亮划一。这是招待所盖起最早的客房。原先就只有它。东西两小院，都是后添的。东小院十二间平房，招待来场部开会的干部，招待机关各股室介绍的客人和招待所自己的关系户。无论四人一间，八人一间，就没有双层床这一说了。屋里自然摆得有桌椅板凳。窗台的犄角里，还给搁一盏备用的煤油灯。西小院便是刚才谢平去的。那里接待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拢共才盖了那么三个套间。院当间砖砌的土坛上，花木扶疏。月洞式的院门平日上锁。绝对是个安静的去处。齐景芳带着谢平过中院，出边门。北墙的后身还盖得一排平房，那便是招待员宿舍。也有围墙围着。这叫后院。院里栽着几排木桩，拉上铁丝，是个满实用的晾晒场。
齐景芳屋里住三个人。那份整洁劲儿，甭提了。凡是能铺上挂上彩色塑料布的地方全铺上挂上了。光滑的、明亮的、粉红的、天蓝的、苹果绿的便成了这
“闺房”的基调。再加上脂粉气。走廊上有几个丫头在洗床单，年纪比齐景芳还小。看见齐景芳拿着暖瓶出来打水，便把她拉到一边悄悄问道：“那是‘姐夫’？”一头还毫无顾忌地瞟屋里的谢平，格格偷笑。后来，齐景芳索性把房门插上。她们还不时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冲着齐景芳挤眼。所有这些，加上晾在房fj背后的女内衣内裤，晾在横越头顶的那根铁丝上的精美的小手帕和花女袜，都搅得谢平如坐针毡。
八个月来，谢平总是尽量避免跟小得子直接打交道。时不时，至多也就打个电话来问问她的情况。上场部办事，能不到招待所去看她，他尽量不去。这样做，一，自然是避免让人说闲话。就他这方面来说，既没有这份心思也没这空闲把时间往这上耗。这是实情。第二怎么说呢？第二就很复杂了。自己也说不清是咋回子事。特别是秋收完了的这一个来月，空闲时间多了，处理完班里的事，到站部开过班组长碰头会，回到半地窝子里，把铺头那盏用罐头盒做的独杆儿油灯点上，从网线兜里摸本书来看看。有时就看不下去。（往往看不下去。）摸好几本，都不对劲。想着要干件事。上门外转转。看看站部门口旗杆上吊着的高音喇叭。想半天，发觉自己还是想打电话。给谁？给阿屠？不是。给秦嘉？不是。给加工厂青年班班长宋长根？不是。他妈的，到底想给谁打嘛！虽然自己竭力想否认，但到了还得承认，是想给这位小得子打。她姐夫托付我了嘛！要我常用着点心，管着她点嘛！他给自己找理由。理由是充分的，光明正大的。但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不是
他惶惑。
那天，在区里跟区劳动局、区团委的同志研究了出发编队问题，推着自行车出区委大院，时间不早了，本该直接回家。但车是街道办事处的公车，得先送回街道；再说，出来一天了，也得回团委办公室看看留言板上别的同志留下什么要办的事没有。他虽然不是街道办事处正式在编干部，跟街道里数以千计等待就业的青年一样，是个“社会青年”；但在担任街道团委副书记的这两年里确实把这儿当成了家，他骑着车刚进街道办事处那黑铁门，就看见二楼的大阳台上有人招呼他。是党委书记何治平。一个半秃顶的小老头，绍兴“杭嘟头”“，嘴大得吓人，心眼好得要命。就是他，力主在谢平离开上海前务必要解决他的人党问题。也是他，开几次党委会，都下不了决心放谢平走。谢平赶紧锁了车。跑上楼。何书记招着手对他说：”来来来，愚谷坊街道的陈书记等依一个多钟头了。过去见过吧？不用我介绍了。“陈书记就是小得子的姐夫。那天他带着小得子亲自来找谢平那时的小得子还没恁高，（老天，这些女生一吃苞谷馍就发。也不知是咋回事。）脸也没恁白恁圆。尖着个下巴，低着头，躲在她姐夫身后。天好热了，还穿件旧的深色两用衫。平平的刘海儿一直遮到眼眉上，头一低，恨不得就遮去半拉小脸。倒是翻在两用衫外头的一点白衬衣领和白袖口，还显出这小姑娘内心的一分活气。听说她想去兵团。决心很大。他先对她有了三分好感。在那段日子里，他就是拿这个尺度来衡量周围的人的。再听陈书记说，她二姐死了，按乡里的习俗，家里要她退了学嫁给比她大十六岁（她自己当时才十六岁！）的二姐夫做填房。她死活不肯，又踢又咬又闹地挣了出来，跑回县中，由老师和同学们帮衬，凑笔路费，来找大姐和大姐夫给撑腰做主。谢平听她小小年纪，能这么自强，又深深同情和佩服。陈书记的意思是要把她编到他一个中队里，将来分到一个农场，离得近些。但他那个中队全是团校的学员，非团员恐怕插不进去。陈书记说：”这由我去办。“他便说：”那好“”那好“二字刚出口，下边他还想说点例行要说的谦词，却看见一直在陈书记肩后低着头的小得子突然抬起头，微微龛开嘴，那样感激、那样兴奋地用那样专注的湿润的眼神光看住他，倒叫他格楞了一下，咽住了后半截话，不好意思跟她和她姐夫客套了。”景芳，现在你该开个口，请人家谢平上家去坐坐了吧。“她姐夫笑道。她真就说了，依然用那样明快的眼神光看着谢平说：‘俺姐（那时她还老一口一个”俺“呢！）说，俺小，脾气又倔。她得好好跟你说说。请你上俺家。她给你烙俺们山东的大面饼吃”把何书记笑得捂着个秃脑袋直喘喘。待跟着她姐夫要回家了，走到大门口，把住爬满常青藤的拉毛水泥墙角，她又回过头来看了谢平一眼，那意思好像是在问：“你说话算话吗？俺可是信得过你，才跟俺大姐夫来找你的。俺早就听俺大姐夫说起过你了。信吗？”他叫她看得脸直发烧。这丫头胆真大。
上火车。开车前一分多钟，站台铃一惊一乍叫起。广播里响出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戴红袖箍的站台工作人员把所有送行的人都拦到安全线外。为了防止开车的一瞬间，家属们向车窗口扑，还特意增加了一两倍的工作人员手拉起手，构道人墙。路队临时党支部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小队干部做到开车时不哭不叫，高唱战歌，笑着向上海告别。每个人都拍了胸脯。但这一刻却都挤到车窗口，把身子远远探出，向妈妈、向爸爸、向同学、向老师、向兄弟姐妹招手。有的一边叫：‘等着等着我们的好消息！“一边就不知不觉地哭。谁都想最后再看一眼亲人。但许多人都只顾着哭，忘了再去看一眼。有的瞪大了眼，但视线全模糊了。谢平没往前挤。他看到妈妈哭倒在站台人字形防雨棚的水泥柱子跟前，便赶紧朝车厢深处走去。他是上火车前两天，得到通知，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他得对得起这个信任，配得上这个称呼。他静静地站在完全空了的车厢的另一边，等着列车启动。他估计还有三十秒钟，列车就会带着他们离开上海。永远离开上海。但这三十秒钟是多么漫长啊。多么难挨啊。他再待不住了，他看见有个人孤孤地独自站在黝暗的车厢连接处。他怕发生什么意外，便走了过去。一看，原来是齐景芳。他问她：’你干吗呆在这儿？”她来不及作解释，一把把谢平拽到身边，扒开车厢连接处防雨篷上的一条旧缝，让谢平看。就这样，在这个没有人想得到的地方，谢平清清楚楚地又看到了妈妈，看到了因为找不见他而急得直跳脚的姐姐，最后看了一眼在这一刻里如痴如癫的上海等火车风驰电掣般掠过站台上最后一面红旗，车厢里头原先一直还有所控制和压抑的哭声便跟垮了坝的水库似的，轰然而起。他得赶紧去做工作。但又想谢谢齐景芳刚才那一点的好心和细心。转过身来，却发现她已不在自己身后了，远远地躲在车门处，倚住冰凉的车壁，低声的呜呜地哭着。她在哭谁呢？她又有什么好哭的？她的爸爸妈妈老师同学又不在上海。他本想走过去说她两句，但终因车厢里的哭声太响，秦嘉急得直冲他发脾气；“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的啦？独杆子躲在那里厢不来管管大家！依这个人呀快来呀！”他只好去了。等他再次发现她，她脸上早没了半点泪痕，一左一右搂着两个依然还在哭的女伴，用自己的脸颊轻轻摩擦着她们的头，款款细劝什么。到羊马河，宣布留她在招待所。他希望她跟大伙儿一起下连队接受锻炼，过好三关（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再考虑别的。她一点不肯让步。她说：“俺是农村长大的。俺还没锻够炼够？那怎么才叫个够？”他说：“你跟我们一样，也是学生出身。只不过没在上海上学就是了”她却说：‘你们上车都发了军装，就没给俺发。为啥？俺跟你们就不一样嘛！“她还是留下了，叫他恨得无奈。因为这一点，后来，他也有意不去看她
屋里火墙烧得太热。加上窗外那两个小丫头的窃笑，叫谢平浑身没法不冒汗。他甚至后悔来这一趟，便催齐景芳：“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别管她们。疯惯了。真没办法。”齐景芳给谢平沏了杯糖水“两件事”
“你刚不还说只有一件事吗？”谢平反问。
“行善还在乎那点？”她抿起嘴笑。
“说吧。”谢平闷闷地吐口气，敞开棉袄。
齐景芳从铁丝上摘下她那条洁白的洗脸毛巾，撂给谢平，让他擦汗，然后笑道：“第一，你来了，可不能跟场部的人说，我不是上海人。对谁也别说。行吗？”‘称要这虚荣于吗？“’”我没要你去吹我是上海人，也请你别跟人说我不是上海人。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是跟你们一路来的。我现在上海话说得也满灵光。“她调皮地笑笑。
这鬼！
“第二，明年场部子女校办高中班和师范班。头一年，怕招不满。没恁些初中生嘛。动员上海青年里头十六周岁以下的当然也包括十六周岁的在内去报考。”
“你想考？”
“是的。”
“你超过十六了。”
“还不到十七嘛。”
“场里同意了？”
“我找政委了。协理员、所长。校长、主任找过一圈。我跟他们说，再咋的，也得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我不是不要念书才没上完学的，也不是念不起书。可我这一辈子，刨去这一回.就再没机会上学了。我得考一次。要让我考了考不上，路死路倒，沟死沟埋，从今往后我小得子就再不说上学这件事。一门心思当我的招待员。领导叫于啥就于啥，决不三心二意，挑肥拣瘦，这山望着那山高。他们全答应了”
“主要考初三的功课。你没上过初三呀。”
“所以才找你呢！这一直你也不管我。说话不算话”
“我管，也得要有人肯听呀。”
“这回我听。保证。你就放心大胆帮我补习。”
“真听？”
“真听。”
“不听咋说？”
“打。”说着她还真从抽屉里捡出一根竹尺，往谢平面前一放。
还怎么说？谢平无奈了，只有笑笑。这时再仔细打量齐景芳，越发觉得她跟八个月前简直像是换了个人：一件进屋来照例早该脱去而不知为什么一直没脱的八成新的军皮大衣（她们为了俏，是既耐得住冻，也耐得住热的）。齐耳的短发乌黑油亮，拂着她白嫩红润的脸。自不是八个月前那个黄白中略带些忧郁的小丫头可比的了。她那圆腴的小手轻握住竹尺，唇角边浮现的微笑里，流露着那么一种自信和期望，多少还掺和了些八个月来对他隐藏着的怨艾和嗔责。这些又都融合在一种不由自主渗透出的信任和托付中。她呢，当然并没自觉到此刻竟还对谢平流露了这样的信任、托付。他呢，也还意识不到这种叫他。o头发热发慌的眼底的光到底是咋么回子事慌慌地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却把目光移到了她高高挺着的胸脯上。有片刻工夫，他依然不知道自己盯住了什么。尔后惊醒了，脸大红，忙车转身去
“喂，跟你说话呢。听着。”齐景芳忽而放低了声音，靠近了他“你们试验站的那个赵长泰日逐让人押着上我们招待所小食堂后头来吃饭。要见他很容易。我跟看守所的警卫挺熟。人都说，他对你们青年班不错。是这么回子事吗？”
“你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吗？”
“听说他跟去年叶尔盖农场那批转业战士闹事有关系”
“叶尔盖？叶尔盖在哪儿？”
“老远！国境线边儿起。”
“他怎么会挂到那头去犯事，未免也太神了点吧？”
“谁知道呢我又没审过他的案。”
“能给我打听来个确实的情况吗？”
“干啥？”
“不干啥。”
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但还是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