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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灰缸旁边还放着有他亲笔开的一个信封。
黄江北问："他跟田曼芳说了什么？"
卢华说："他把门关死了单独跟她谈的。"
黄江北安抚道："您别急，葛老师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黄江北急急忙忙地下楼去，刚出楼门，见一辆小车明晃晃地开着车灯，直扑这儿而来，走近了一看，竟是田曼芳那辆蓝色的马自达。
果然是田曼芳，跟她一起来的还有郑彦章和葛平。田曼芳在听葛总跟她谈了那个"重大"情况后，觉得问题复杂了，自己一时拿不准主意，想来想去，还是去找了郑彦章。郑彦章还没等田曼芳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叫了声："快走，跟我去找葛老头儿！"但还是晚了一步。
田曼芳说，葛会元告诉她，真正要为煞车管事件负责的，认真计较起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万方的总经理，直接给生产流水线上下达使用这种煞车管命令的人。另一个是田副省长。
"田副省长？"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叫了起来。
是的。接到黄江北的信以后，葛会元很伤心。他能理解自己这个当年的学生急于让万方出成品车的心情。但他不能理解江北居然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为自己做一件"重大政绩"。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学生，过去没这个毛病。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不该有的"政绩"。"政绩"不能从根本上造福于老百姓，何为"政绩"？从来不敢对抗上级的他，这一回决定要做一回不听话的人。他把黄江北的信往抽屉里一锁，想好了，不管他什么市不市长，决不采用那个非常不保险的煞车管。他甚至想着还要把江北找到家里来好好地"骂"一顿。江北做学生时，他都没舍得骂过他，现在得骂了，不能再惯他这些毛病了。在这个阶段，不管谁来缠他，他就是不松口，就是不用那个煞车管。曲县长为这件事，一天打过八次电话给他，他都红着脸顶住了。如果后来不是田副省长亲自打电话来干预，他本来是要做一回真正的总经理的。后来，他接到了田副省长的电话，后来，由中央工作组查清（那已是多半年后的事了），曲县长见葛老头儿这一回出乎异常地"顽固"，急了，就去找田副省长，逼着田出面。田本来不想掺和这件事，但曲县长这一回也不是"稀"的了，因为这件事跟他老家的利益关系太大。眼看自己又要退了，这个厂子跟他退休后的日子，有莫大的关系。他"威协"田，请他一定要开口说话。他有这个本钱，因为田借钱去上海深圳炒股这件事，只有他可以出来作旁证。当初，田招集人在丽都大酒家谈论这件事时，在场的，除了那两位被委托人，在股票被全部套住后，已携带剩余款，跑出境去了。现在唯一能出来说"是"或"不是"的，便只有他。田自然明白这一点。儿子的问题再大，也不能把他怎么的。但自己这一百多万的事，就足以使他下台。也许，因为他是个副省级干部，能饶他一死；也许，正因为他是副省级干部，而要他一死，以警天下人天下的副省级干部。他只得给葛会元打电话，甚至说了这样的话：要真出了事，我来负责，你老葛就别操心了。葛会元顶不住了。他毕竟只是个"葛会元"啊。他手里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是听了田副省长的话才下令使用了这批煞车管的。而那帮人现在却四出活动恨不能上电视台广播电台去张扬，葛会元是根据黄江北的指令，才使用了这"操蛋"的煞车管的。我当时要是稍稍地硬气一点，就不会给江北造成这样被动的局面。是我把江北推进了死胡同。我是一切事故的罪魁祸首。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我来承担。
听到这儿，黄江北明白，葛老师大概是找不回来了
但无论怎样，总还要找啊，总得知道一个下落啊。
黄江北亲自指挥着人们寻找葛会元。葛平、小妹、万方的工人、特派的民警、还有田曼芳、夏志远、单昭儿都出动了。找了一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