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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府城里干旱的雨季特别明显地体现在道台大人巷的阴潮上。宽平的街面，完全用棕褐色的卵石铺砌。斑驳的粉墙退让得很远。还有一排高瘦的乌黑的德国冬青，贴着墙，消消停停地临着低矮的街。每天两次，商校的学生排着队从这儿走过。不许说话。不许抬头。冬天也不许戴帽子。一律穿着黑制服，熨烫得不见一丝皱纹的小立领，紧扣住那些白皙的脖颈。商校是州府城里最富名望的一所学校。收的全是商界子弟。收费极高。一个学生一年的花销，就尽够用来在任何一个县城里开一家独间门面的小杂货铺或烟纸店的了。虽然是子弟学校，管束却极严酷。每年都有那些爹妈的“宝贝疙瘩”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地退学。校方很高兴。受不了，就趁早卷铺盖。他们实行“严酷”要的就是这种自然淘汰。校方认为，中国未来的商战必定是残酷的。没有强壮的体魄。坚毅的精神、时刻思进的原欲和肯吃苦、会吃苦的训练，什么都谈不上。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冬天，学生宿舍也不让生火。只许学生盖学校发给的一条薄薄的棉被和一条灰色的粗毛毯。自己收拾寝室。轮流洗刷便桶。每年年底都要打发他们去城里各大商号站柜台。要经受领班当众的呵斥，故意的羞辱。人校的头一年，从周一到周五，一日三餐，都只吃些煮得半生不熟的发芽豆和大麦饭。周六每人发一块腌鱼或威肉，校方还希望他们能俭省地留到下一周去吃。学校里有一个能跟校外任何一家上等餐馆媲美的“膳食部”但是它只供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用餐。即便是高年级学生，要取得进“膳食部”用餐的资格，还得事先通过一项专业考核——双手打算盘。限时限刻，左右开弓，把三百张汇票加减乘除到一块儿。低年级学生也能申请参加这种考核。他们跟高年级学生不同的是，必须每月考一次。假如每次都能合格，那么期末便给予张榜表彰，由校方在膳食部专为这样的低年级学生开一桌。届时，还要请他们的家长，请当地的商会会长作陪。由校长给家长和商会会长敬酒。校方还会雇了军乐队和黄包车，吹吹打打地拉着家长和商会会长在城里正街上周游。全城的人都会出来叫好。其隆重和盛大，绝不亚于当年乡试发榜和正月十五的花灯会。当然，要每月都通过这样的考核，每天差不多都得花两三个小时在算盘上。别的功课还得保持优良。这就得晚睡。陪伴他们的是更加的单调、枯燥，更加地手眼心三位一体，更加地咬紧牙关。六根清静。
于是就有“宝贝疙瘩”退学。
宋振和却很喜欢这样的严酷了。他知道，只要取得商校毕业生的资格，他就会被州府城里最大的商号、银楼、会馆、珠宝古玩店、布匹绸缎庄、股份有限公司或新起的交易所，新进的株式会社和欧罗巴洋行争相聘用。不仅仅是如此。他太喜欢这种有目的的训练了。太喜欢这种明确的进取了。太喜欢这种群体生活。他很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十分清楚，像他这样一个乡村穷教书匠的儿子能进商校，在商校的历史上，前无先例；后，恐怕也不会再有来者。舍其谁与耶？！
他知道，全校的富家子弟无一不在背后嘲笑他这个由“女相公”养起的‘小老公“，骂他是”悟脚佬倌’！什么叫“悟脚佬馆”？那意思是说，你实际的生存效应，只在于冬天替那有钱的大年岁的心里无比清寂的妻子，在被窝里暖暖脚跟而已。当面相遇，他们也总是好奇地不无诧异地打量他两眼。有一回，几个高年级学生在校外西公园东墙根一条僻静的猫尾巴巷里把他截住。
“喂，你这丑小子，你怎么挑逗你那位女相公的？怎么搞得她肯替你掏这份钱的？喂，你让她尝到什么甜头了？丑小子，不想教教我们？商界的这碗饭，你觉得什么人都能吃的吗？丑小子，开口呀！”
他们向他脸上吐唾沫。
他们一起蜂拥上前，使劲扭他胳膊，用力地掰他那双令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感到神奇的双手——他进商校的第二个月就能通过那珠算考核，而且每月不用费太大的劲儿，就能保持这个成绩。他们不知道，在苏家中药店当学徒时，他已经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了。
他对他们惟一的回答是把嘴闹得更紧。他不想跟他们打起来。只要有一次打架的记录，商校就会开除。对于那些“宝贝疙瘩”们，上半年被开除，下半年他们还可以由爹妈掏钱塞进这所培养商界巨子的学校。他却只有这一次机会。他不能让“女相公”失望。为了这一切的一切，他必须忍受。他必须把屈辱和着眼泪一起咽下。他必须等他们走后，等西公园上空的乌云完全笼罩了傍晚的静庐，东墙根的这条无路可出的死巷完全被淫雨濡湿，公园里的树皮桩长出第三层青苔的时候，他才允许自己号陶痛哭一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腰挺得更直，让自己更加消瘦、发黑，并且在成绩册里得到更多的“优”和“超优”
他相信出水才看两腿泥。火功到时猪头烂。只要下水打猎，没一盘，也有一碟。
他相信，一把火烧不热大海，一根绳子箍不住将要崩坍的大山。他相信，三十以后，才知天高地厚。开弓没有回头的箭。木头里藏着三分火性，瓦片也有翻身日。他相信，手指头当不得门闩，月光晒不干稻谷，上吊也得找棵大点儿的树。他相信，海再深也经不住别人用瓢儿舀。水再大，也漫不过鸭子去。就是天上给你落白面，你也得起个早，去晚了，还轮不上你捡哩
他相信这一切，就像相信一百个蛤蜊肯定会有两百个壳一样。没错。
那天她去外埠批发买药品，路过州府城，又去看望振和。她给他带去一副半截指的黑毛线手套。他说，不用。同学们都不用，他也不用。她喜欢他的这种倔强、刻苦。她知道他的那些同学没一个不使用暗招儿来抵御学校的这种“苦行僧”生活，没一个不在被窝里使用暖水袋、在枕头里夹带鸭绒被、在制服裤子里套进皮护膝、在高帮黑皮鞋里加穿西藏板曲拉毡袜。但她喜欢他的这种认真。她知道他不想多花苏家的钱。她知道他始终没忘了自己的出身和原有的地位。她喜欢他的这种清醒。后来，她又带他去小教堂，带他去吃饭。后来，她又去教会办的辅仁医院，打听一种新药，盘尼西林的价格。他便回商校去了。
在辅仁医院那四处都挂着圣像的院长室里，跟院长嬷嬷谈完话出来，她看见在那雪白的走廊尽头怔怔地站着一个中等个儿的神甫。她怔怔地认出是林德。她定下神，故意向他走去，却不打招呼。他有些慌张，向四周围打探了一眼，低声叮嘱：“跟我来，别离太近。”
他去医院后身的小教堂。
林德离开五源城以后，忙于筹办那两处疗养院。但也兼任了州府城教区的副执事，常在几个教堂里走动。辅仁医院的院长嬷嬷很是器重这位富家出身、却又躬行地方慈善事业的年轻神甫。他每回到城里，她都要请他到她医院的小教堂里来住几天。这儿有两间专为过往神职人员准备的客房。当然，能享受这种殊荣的神职人员，为数并不多。换一句话说，能被德高望重的院长嬷嬷瞧得起的人，即便在神职人员中，为数也寥若晨星。
小教堂在院后一个不大的高坡上。全由水泥建成。铁栅栏并不能闭锁住它的庄重和精巧。满院羊脂般白润的玉春棒花，更增添这一方小天地里的圣洁肃穆。
林德引苏可进了教堂，立即锁上大门，并把她带到祭坛旁的一个小屋里。这是执事们为做弥撒更换法衣、休息、候场的地方。四壁立着一圈油棕色的雕花木柜。一边的窗户，照例地由彩色玻璃镶嵌。窗户下摆放着一张供本堂神甫休息用的软垫长躺椅和一个四方大机凳。
苏可紧张得浑身发抖，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但又止不住地要跟他走。他俩是当年全五源城考取省国立高中的独一无二的两个学生。同窗三年。他后来去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中途退学，又转到神学院进修了两年。在国高时，他几乎是全校所有女生的崇拜对象。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出色，优雅，从容。他总是用最简洁的明确的语言对周围的一切进行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什么也不需要。仿佛他生来就只是为了向周围的人解释他们身边这个世界的。
离开五源城以后，他曾多次给苏可写过信。他觉得他有责任让她复归真平。他觉得他有这个义务告诫她，灵魂最后的得救和被宽赦，除了我主基督的恩宠，还归因于自身的补赎，也取决于各人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接受主的恩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这种恩宠。而紧随靡非斯陀坠地狱。
但苏可从来没回过他的信。
‘称为什么不回信？“
在充满着圣香气息的小屋里，他的声音显得那样的焦虑、空洞。
‘我为什么要回信？“
“你为什么不回信？”
“我为什么要回信？”苏可愤怒了。
“我希望你今后再别这样了！”他黑起脸叫道。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那样的明白可鉴，件件桩桩不必细说都应得到最充分的理解。他神经质地挥动双手，大幅度地扭动他那总是灵巧、但近来却越来越显示某种笨拙的身子。他习惯了被所有人理解接受。他觉得自己是大度的。他能容忍一般人无法容忍的东西。他从不在无穷尽的锱铢必较中苦熬。他身为无主教的神职人员，也钦羡禅宗的“坐忘”的境界。在圣约翰大学的哲学教授那儿，他接受了过程便是一切的基本思想。现在他追求的便是不问后果的永恒。他希望坦白诚实地通信，间或，这样秘密地会面。闻到她的呼吸，听到她的声音，了解她的思想，抚摸她刚使用过的茶杯。他并不奢望能得到更多的什么，更多的什么也是不允许的。但自己已经在做的、已经得到的，他希望“恒值”
苏可没跟他争辩。她不想争辩。她看到他依然在等着她的回答，眼睛里闪烁着不可遏止的干热的光，一再重复道：“答应我，以后再别这样了！行吗？”
他也是脆弱的。他终究也需要一种至诚的认同。当他在肉体上无法占有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仍然渴望在精神上占有一个女人。
她怜悯地注视着他。
他突然像软瘫了似的，索索地扶着身旁一个高背软垫椅子，慢慢坐了下去。高背椅子套着金黄的织锦缎椅罩，四壁高大的玻璃门木柜里，挂着同样金黄的法衣。
假如此时，他不是跌坐下去，而是炽热地冲过来，拉住她的手，赤诚地向她诉说自己心中全部的渴念，用臂弯拥住她战栗的腰背，绝不让她退缩或迟疑，那么无论对于她，还是对于他，今后几十年的生活也许不会像后来所发生的那么。
‘假如你的确不想回信，也就不必勉强了。“过了一会儿，他用他受过严格声乐训练的中音，柔曼地说道。这时，他眼睛里重新漾出博大和宽容。他那极富有魅力的柔软而多变动的嘴唇，又跟以往一样，在拒绝了一切诱惑以后，又把纯正的”诱惑“，轻轻发送。他又变得举止得体，充满睿智和豁达。她知道，紧接着，他一定会用他宽厚的中音，引用路迦福音里的某一段话，告诉她，今后该怎么做才好。但她却不想再听了。她打开教堂的门，把阳光放了进来。
这一年，宋振和进入高年级。学校发给他们每人一顶黑呢帽。像税警戴的那样。不过帽圈稍小一些，帽檐却更长更漂亮。也允许他们自费购置一件由学校统一缝制的黑呢大衣，一双黑皮鞋。允许他们出人城里的酒馆。允许他们进入城里各种社交圈子。甚至鼓励他们进入那种种社交圈子。只在一点上，仍然严加管束禁令如山——不许跟任何年龄的女人来往。虽然如此，但只要这些商校的高年级生一出现在街上，总会吸引、招徐众多的青睐。每年总有一两个高年级生因卷入富商巨室的桃色事件，而被校方毫不留情地除名。
潇洒的双排扣、大翻领黑呢大衣。硬底牛皮鞋在道台大人巷卵石街面上敲出脆响。他们中的很多人照着上海滩上绅士的模样，留起了唇胡。他们喝越来越多的酒。同时也有人不等毕业，便搭乘伊丽莎白号邮船穿越红海那闷热而晴明的氤氲，到地中海沿岸寻找更时新的生活支点。
振和当然不会向他的“女先生”提出国的要求。但是他身上的许多变化同样在刺激着她，引起她许多无名的忧虑。那种从未有过的对终将要失去什么的预感，往往伴随无法排遣的怅们和酸涩。
这一年，太平洋上战事频繁。人心慌乱。商校提前放暑假，遣散学生。‘女先生“也不无焦虑，直接从五源城派了一辆车，去州府城里接振和。原想，来回的路程，两天时间，富富有余。没想，到第五天的下晚，才把他盼到。宋振和说，他现在担任校友联谊会副干事长。家里派车去接他的那几天里，有几位校友绕道香港，乘船去欧美，在太平洋上失踪，音讯全无。他帮着四出联络，往南京、香港打长途电话，找轮船公司和有关的使领馆打听人员下落。他说，商校里人早走光了，只剩个空壳。伙仓都开不出。他们校友会几个于事的，每天只能在煤油炉子上下点烂糊面充饥。后来连煤油都断档了。他说他的确很想早点回来，实在脱不开身，使她担心了，自己也觉得很对不起她。但她还是不高兴，想方设法冷淡了他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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