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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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说之幅面变广，使我们看到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观之，我们发现这十四个短篇里，主要角色有两大共同点：

    一、他们都出身中国大陆，都是随着国民政府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的。离开大陆时，他们或是年轻人，或是壮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后在台湾，他们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们都有过一段难忘的“过去”而这“过去”之重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目前的现实生活。这两个共同点，便是将十四篇串联在一起的表层锁链。

    然而，除此二点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说囊括了台北都市社会之各阶层：从年迈挺拔的儒将朴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仆顺恩嫂（思旧赋），从上流社会的窦夫人（游园惊梦）到下流社会的“总司令”（孤恋花）。有知识分子，如冬夜之余钦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桥荣记之老板娘；有帮佣工人，如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有军队里的人，如岁除之赖鸣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艳；有低级舞女，如金大班。这些“大”人物“中”人物与“小”人物，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们贫富悬殊，行业各异，但没有一个不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份“过去”这份“记忆”或多或少与中华民国成立到迁台的那段“忧患重重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论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因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时就有一度显赫的历史。”说得不错：民国成立之后的重要历史事件，我们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运动（冬夜），北伐（岁除、梁父吟），抗日（岁除、秋思），国共内战（一把青）。而最后一篇国葬中之李浩然将军，则集中华民国之史迹于一身：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在此“祭文”中没提到，而我们从文中追叙之对话里得知的，是李将军最后与共军作战，退到广东，原拟背水一战，挽回颓势，不料一败涂地，而使十几万广东子弟尽丧的无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对肉身不支的事实不肯降服的傲气，又是多么的令人心恸！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以改革社会为最终目的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潜藏在台北人表层面下的义涵，即台北人之主题，是非常复杂的。企图探讨，并进一步窥测作者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是件相当困难而冒险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虽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将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极有才气与成就的短篇小说作家，却好像还没一个文学评论者，认真分析过这一问题，我说这项工作困难，是因台北人充满含义，充满意象，这里一闪，那里一烁，像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遗下遍处“印象”却仿佛不能让人用文字捉捕。现在，我愿接受这项“挑衅”尝试捕捉，探讨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并予以系统化，条理化。我拟在个人理解范围内，凭着台北人之内涵，尝试界定白先勇对人生的看法，并勾绘他视野中的世界之轮廓。

    我愿将台北人的主题命意分三节来讨论，即“今昔之比”“灵肉之争”与“生死之谜”实际上，这种分法相当武断，不很恰当，因为这三个主题，互相关联，互相环抱，其实是一体，共同构成串联这十四个短篇的内层锁链。我这样划分，完全是为了讨论比较方便。

    今昔之比

    我们读台北人，不论一篇一篇抽出来看，或将十四篇视为一体来欣赏，我们必都感受到“今”与“昔”之强烈对比，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点出了台北人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笼统而言，台北人中之“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委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

    “过去”是中国旧式单纯、讲究秩序、以人情为主的农业社会；“现在”是复杂的，以利害关系为重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工商业社会。（作者之社会观）

    “过去”是大气派的，辉煌灿烂的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现在”是失去灵性，斤斤计较于物质得失的西洋机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观）

    “过去”是纯洁灵活的青春。“现在”是遭受时间污染腐蚀而趋于朽烂的肉身。（作者之个人观）

    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可从上列国家、社会、文化、个人这四观点来阐释。而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则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难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们光荣的或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不但与传统社会文化有关，最根本的，与他们个人之青春年华有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朴公或李浩然将军，创立轰轰烈烈的史迹，固然在他们年青时，或壮年时，其他小人物如卢先生（花桥荣记）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所珍贵而不能摆脱的过去，亦与他们的“青春”攸关：卢先生少年时与罗家姑娘的恋爱，王雄对他年少时在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之不自觉的怀念。（他们的悲剧，当然，在表面上，也是实际上，导源于民国之战乱）。这些小人物的“过去”异于朴公、李将军，在别人眼中，毫无历史价值，但对他们本人，却同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台北人中的许多人物，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如此，我们在台北人诸篇中，到处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实质迥异的布设与场景，这种“外表”与“实质”之间的差异，是台北人一书中最主要的反讽（irony），却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称这些中国大陆人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义的。这些大陆人，撤退来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来像台北人，其实并不是。台北的花桥荣记，虽然同样是小食店，却非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的花桥荣记。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一把青的叙述者迁居台北后，所住眷属区“碰巧又叫做仁爱东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个却毫不相干”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岁除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国军之光荣战迹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孤恋花之娟娟，是五宝，又非五宝。秋思之华夫人，花园里种有几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却非抗日胜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园中盛开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里余教授的儿子俊彦，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他不是当年满怀浪漫精神的余钦磊，却是个一心想去美国大学念物理的男学生。窦夫人的游园宴会，使钱夫人一时跃过时间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园新村公馆替桂枝香请三十岁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参谋毕竟不是郑彦青，而她自己，年华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的钱将军夫人。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却是同情远超过批评，怜悯远超过讥诮。所以。我觉得，颜元叔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说白先勇“是一位嘲讽作家”容易引起误解；而他说白先勇“冷酷分析一个已经枯萎腐蚀而不自知的社会”这“冷酷”二字，实在用辞不当。当然，白先勇并不似颜先生所说，只处理上流社会（白先勇笔下的下流社会，真正“下流”得惊人）。但就是在处理上流社会时，他对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对现实，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觉得，白先勇虽然刻画出朴公与现实脱节的生活面貌，他对朴公却是肃然起敬的。叶维廉先生在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一文中，论白先勇的小说，写道：

    梁父吟里的革命元老，叱咤风云的朴公，现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员对弈不到一个钟就“垂着头，已经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气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斤斤计较王孟养（另一革命元老）后事的礼俗，而且迷信：合于朴公那一代的格调已不知不觉的被淹没

    我细读梁父吟，却和叶维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没错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达的，是朴公择善固执、坚持传统的孤傲与尊严。从一开头，白先勇描写朴公之外貌，戴紫貂剂冒，穿黑缎长袍“身材硕大，走动起来，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脸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就使我们看到朴公的高贵气质与凛然之威严。而朴公事实上之“脱离现实”恰好给予这篇小说适度之反讽，却不伤害作者对主角的同情与敬意。朴公与雷委员对弈“矇然睡去”之前，却先将雷委员的一角“打围起来，勒死了”而他被唤醒后，知道身体不支，却不肯轻易放弃，他说：

    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写朴公住宅院子里的景色：“兰花已经盛开过了，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可是那些叶子却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盛开过的兰花与残苞，显然影射朴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的叶子，应该就是朴公用以创建民国的那种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们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完全或几乎完全活在“过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属于这一型，明显的如尹雪艳、赖鸣升、顺恩嫂、朴公、卢先生、华夫人、“教主”、钱夫人、秦义方等人。不明显而以变型行态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与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这两人都“停滞”在他们的生活惨变（朱青之丧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发生之前，于是朱青变得“爱吃‘童子鸡’，专喜欢空军里的小伙子”；而王雄对丽儿之痴恋，却是他不自觉中对过去那好吃懒做，长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寻。

    白先勇冷静刻画这些不能或不肯面对现实的人之与现世脱节，并明示或暗示他们必将败亡。但他对这类型的人，给予最多的同情与悲悯。

    二、保持对“过去”之记忆，却能接受“现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弃过去而接受现实的，有刘营长夫妇岁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师娘”花桥荣记之老板娘，冬夜这余钦磊与吴国柱等。他们也各有一段难忘的过去，但被现实所逼，而放弃大部分过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忆。如此，负担既减轻，他们乃有余力挑起“现实”的担子，虽然有时绊脚，至少还能慢步在现实世界中前行。这些角色对于自己被迫舍弃“过去”之事实，自觉程度各有不同，像“师娘”就没有自觉之怅恨，但余钦磊与吴柱国，却对自己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态度，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可奈何之惆怅。这份无限的感伤，反映在冬夜之结语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白先勇对于这类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笔触传达出发自他本人内心之无限感慨：要在我们现今世界活下去，我们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对“过去”的偶然回顾吧！

    三、没有“过去”或完全斩断“过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这型人物，又可分二类，其一是年轻的一辈，也就是出生在台湾，或幼年时就来到台湾，而没有真正接触过或认识过中国大陆的外省青年男女。他们是没有“根”没有“过去”的中国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彦，岁除中的骊珠和俞欣，即属于此类，他们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国家之兴衰，未曾亲身体验联带之个人悲欢，对于前一辈人的感触与行为，他们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远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离。

    另一类是“斩断过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万吕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骥，就属此类。他们之斩断过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样，由于“回顾”过于痛苦（朱青其实没能真正斩断），却是因为他们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们全面接受现实，并为了加速脚步，赶上时代，毫不顾惜完全丢弃了“传统之包袱”

    惟独对于这种为了“今”而完全抛弃“昔”的人，白先勇有那么一点儿责备的味道。但是责备之中，又混杂着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认他们有道理：“当然，当然，分析起来，还是你对。”也可以说，白先勇的“头脑”赞成他们的作风。但他的“心”却显然与抱住“过去”的众生同在。

    让我们比较一下台北人中两个都是从外国回来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骥，和思旧赋之李家少爷，前者显然是个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抛弃了中国传统的人。他的父亲王盂养（革命元老）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办丧事，却对中国人的人情礼俗非常不耐烦，也不了解，把治丧委员会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给驳了回来”王家骥舍弃了传统，失去了中国人的精神，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能成功，跟上时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爷却正相反：他也是中国旧式贵族家庭出身，父亲当年也是轰轰烈烈的大将军。他出国后，显然因为突然离了“根”不能适应外界环境，终于变成了一个白痴，我们不清楚他在国外，是否遇到什么特别事故，引发导致他的精神崩溃。但我们却知，他之退缩到痴癫世界，根本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现实，只肯回顾，不能前瞻。

    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客观地写小说，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所怀的态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欢或不喜欢），却都从他作品之“语气”（tone）泄露出来。我们读思旧赋，可从其“语气”感觉出白先勇对李少爷怀着无限怜惜之情。这使我联想起美国文豪威廉福克纳（williamfaulkner）。在其巨作声音与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对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个白痴男子宾居（benjy），也寄予同样深厚的怜悯。事实上，虽然白先勇和福克纳的作品，有很多不同处（譬如作品之“语气”白先勇冷静，福克纳激昂），我却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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