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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前的桃花,远看异常鲜艳,近看则不见得。
我在柏林待了几个月,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之,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我,我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离开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在这里一住就是七年,没有离开过。
德国给我一月一百二十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手中几乎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八百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我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珍惜寸阴,想多念一点书。
我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但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学期,我选了希腊文,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是,在这方面,我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我心里彷徨起来。
到了1936年春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在课程表上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开的梵文初学课,我狂喜不止。在清华时,受了陈寅恪先生讲课的影响,就有志于梵学。但在当时,中国没有人开梵文课,现在竟于无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于是我立即选了梵文课。在德国,要想考取哲学博士学位,必须修三个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我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的道路。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194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最初生活并没有怎样受到影响。慢慢地肉和黄油限量供应了,慢慢地面包限量供应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应了。在不知不觉中,生活的螺丝越拧越紧。等到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时,这螺丝已经拧得很紧很紧了,但是除了极个别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没有听到老百姓说过一句怨言。德国法西斯头子统治有术,而德国人民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民族,对我来说,简直像个谜。
后来战火蔓延,德国四面被封锁,供应日趋紧张。我天天挨饿,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涎、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仍然继续念书和教书。除了挨饿外,天上的轰炸最初还非常稀少。我终于写完了博士论文。此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e。sieg(西克)替他上课。他用了几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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