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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碌碌的滾來滾去了。
周禮王制，實在是深入了中國人的性情的全面。我們與美國人歐洲人接觸，即刻會感覺到外國人不及中國人胸襟潤大，這是因為我們幾千年以來受了“王者之民，浩浩如也”的培養所致。中國的男人的大而委婉，待人深至，為西洋人所無，都從對于君的情意而來。與我一輩的男人，把心愛的女子看成絕對，聽她說話，有如不曾聽見過的經典，亦當下信之不疑，這裏倒是豁然開了知性，戀情裏亦隨處是天啟。這種面對著真的東西的絕對性，與知性化的情（情惟到了無限，纔能是情的知性化），基督徒惟有是對于神與基督，而中國人則是從對于君的義而來。基督徒的信，與中國的君臣有義的義，都是無限之情的知性化，而中國人推至于對戀人。今人寫戀愛小說，豈不是很應當曉得這個嗎？
還有是中國人的待人親熱，對朋友肯盡言，這亦為西洋人所無。基督徒因為都是基督一家，所以大家是兄弟姊妹，我對基督教會的稱兄弟姊妹很有好感。但中國人是幾千年來同在王化之下，所以街上陌上見人都有親熱，這豈不是中國文學極重要的處所需要自覺的嗎？
中國人的對朋友肯盡言，這在西洋的個人主義者聽了，簡直非常識。中國人的這個，亦是君臣以義合，通于朋友之交，諫君盡言，通于朋友相規所致。我對于有可期待的朋友，每每盡言至于被憎怒為止，但是終亦不悔，因為我要學孫先生的找可以做革命同志的人。今人寫詩歌小說，豈不是也可寫到中國人的“人之相與”的這一面嗎？今人寫中國文學，以西洋人的個人主義為描寫人物的基本情調，以為新鮮，其實則是走了貧薄的沒有文學前途的路。
中國史上臣民敬愛天子與古時埃及人的對法老，與羅馬人的對羅馬皇帝不同。埃及人決不敢想像與法老平等，中國人即是那樣的絕對尊王，而一面又有天地人的自覺，與天子亦有著一種平等，所以有像莊子的文章。務光許由，堯要讓天下與他，他都不屑接受。古今詩文裏多有不事王侯的高人，像孟浩然，他原來是要想出仕而不遂，但他歸隱鹿門，是個不折不扣的高人。希臘一位哲學家敢叫亞歷山大皇帝走開些，不要擋了他的太陽光，那是因為希臘已行過民主政治久了，沒有君王之貴。再如中國的諫官諫諍皇上，是當理不讓，惟中國文明有著對萬人平等的天道與人事的理。埃及的法老是神。應當說是神子，神子並不亦是神，像中國說天子就好。但法老也還勝如羅馬的皇帝，后者只是權力的，慾望的，全沒有了一個“無”字。有吉朋的羅馬史，只見是頻繁的皇帝被殺被篡。兩年三年一回，中國史上也有篡弒，但是非常不經見，因為君位同時是一個“無”的存在。
然而天子也不像基督的是完人。因為不是完人，反為更可愛惜，朝廷是天子與臣民共同修行。說皇恩，說王風，天子是像一朵牡丹開在春風浩蕩的人世上。基督教沒有對屬世的東西感激的，中國的文學裏卻有對人世的感恩。皇恩是要相忘于人世的恩，堯治天下五十年，不自知天下之治歟與不治歟，以問群臣，群臣亦不知也，堯出行，見衢路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朱西甯為其女朱天心的文章題名“擊壤歌”果然是最相宜的。
自辛亥革命以來，皇帝久已成了過去的事，但是小孩雖然出生不見父親，亦性情習慣會與父親的相像，中國幾千年來的皇恩與世風還是出現在“擊壤歌”等的文章裏。而且知道人世的感激知恩裏實在也是有著艱苦辛酸的。
中國文學裏特有一個怨字，這怨是對親人的思念不盡，自傷此心之不見知。孟子曰：“詩可以怨，小弁之怨，親親也。”這種怨在家庭與朋友之間都有，漢唐的詩裏隨處可見，今之文化人只說是封建制度下的被壓迫，他們豈知人生有委婉盡心。親親之怨最使人感動的是離騷與白蛇傳，屈原于楚懷王，與白蛇娘娘對許仙，都是忠而不見知。而古今來家庭裏的、與男女情人的、與朋友之間的親親之怨皆可通于忠君，君是三綱的第一綱，離騷在文學裏所以有這樣大的分量。
屈原忠而不見知，被小人讒謗，他幾次灰了心，又還是不能對君絕情，他謙虛的反省又反省，以為也許是自己錯了。他拿許多古人來比評自己，想要乘鳳凰飛到洞庭湖與蒼梧之野，見了虞舜與娥皇女英二妃問問。他也問了姊姊，他也問了漁夫，他反省了自己從小到現在做的學問與行事，他是潔白的。他想要承認與自己為敵的小人也是好的，但是到底不能呵。他臨到投身汨羅江，還是睠懷楚國，不捨得懷王。后來蘇軾十八歲時出四川赴京，經郢楚之地有詩：
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叩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猶當年
我現在寫到這裏，眼淚都流下來。
離騷的好是能徘徊開展，那樣的剛正而柔順，把人家對他不起的地方總是好意的來想開。朱天心的“擊壤歌”裏寫的“人之相與”極好，尤其小蝦對喬，有些兒要怨了，是詩經裏的那種怨。以此知道念真的“我達達的馬蹄”雖然沒有惡氣，亦還是不好。“我達達的馬蹄”寫得太直太單調，情意上沒有徘徊之致，缺少反省。離騷裏感情的強烈濃厚如雷雲，而隨處閃出知性的電光來，而“我達達的馬蹄”裏沒有一點知性的光。
中華民族的至剛而至柔，是因于易經的悟得了天地陰陽之理，所以建得這樣的大國，與異民族也能同化親和、中國人的柔順最是在倫常中培養成，對人特有一種好意的忍耐力。我往往有多年相好的朋友對我懷有敵意了，而我還一直不知。並不是不感，他的敵意的表示我雖然驚訝，但是把來解釋到好的方面去了。我是像鴕鳥，把沙石鐵片也吞得下去把來消化。這以好意去解釋人家對我的敵意，要說被欺也是被欺，但亦實在是中國人纔有的親和力。我會忍受侮辱與非禮到對方對我斷絕為止。我的忍耐不是像韓信的不與小人鬥勇，倒是像孟子的齊王不要他了，他還遲遲出境，因為齊國是他的父母之邦。
我不喜印度的忍辱仙人，那是一種苦行的虐待自己，不懂得親親之怨與把敵意解釋作好意。史上有剛毅的人物，對于敵意的惡勢力有無比的忍耐力，這可以為大將。至于王者，即是把敵意的都來好意化了。
中國幾千年來，是臣民對天子強義而柔順，天子對天寅畏，而喜愛萬民。
詩經：“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去此復將安適乎？幾千年來的觀念養成了中國人的總不輕易絕情。老子的柔弱勝剛強，與莊子的遊刃有餘，今人來講革命的文學，我想除了要知道大自然之理，便是還要知道中國民間的這人情與知性了。再還有是要知道中國文學裏的好玩與喜反。
好玩與喜反
今之文化人講科學，疏外了大自然。講民主，斷絕了知性。此始自五四時，而戰后為甚。先是把中國言語的美來破壞了，跟著是道德大墮落，于是中國人身體的線條與容貌的美亦喪失了。中國文明的剛柔與方圓之理，幾千年來表現在人體上，現在可是都像西洋人的硬直的線條了。史上對一個民族的這種破壞的全過程，要經過一百五十年乃至三百年纔能達成的，現在即是以電視與收音機與報章雜誌與美國式學校，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就都達成了。今寫詩歌小說的作家，有否注意到人物身體的線條與容貌表情都成了西洋人的模造品？
原來女子的體格線條，還有比中國女子更柔的，那就是日本女子，但我覺得還是中國女子的體格線條柔中有勁直灑脫，勝如日本的。老莊說的柔弱，本來是剛強的姿態，所以帶一種軒豁。
岡潔先生與湯川秀樹最愛莊子與西遊記。
西遊記裏的孫行者大鬧天宮，世界上沒有別的一部小說寫一個反字寫得這樣好的。要就只有白蛇娘娘之水漫金山，敢率領了揚子江中的蝦兵蟹將對法海那邊的天兵天將打仗，那也是個了不起的場面。孫行者是對于觀世音菩薩，也敢在背后咒頌一句壞話。孫行者保唐僧取經，道上遭了多少魔難，只說這回又逢一個魔頭，他帶有三隻鈴兒，一隻放沙，一隻放煙，一隻放火，折磨得孫行者苦痛淚流，好不容易把它制服了，正要一棒打殺它，半空中卻來了觀世音菩薩把它收了去，說：“悟空不可打殺它，它原是我問文殊菩薩借他的坐騎？精，來試你師徒們道心堅不堅的。”等菩薩去后，悟空自個兒思想唸誦道：“南海菩薩也會這樣捉狹，難怪她一世無夫。”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哪？與樊梨花都把來反了。湯武革命是反了君為臣綱。中國人是對神亦敢反，因為大自然的始動就是反，撒旦本是神的自己反自己，而人神可以遊戲，所以惟獨中國有革命，是革的天命。由西方教會講釋的新舊約聖經裏就是沒有一個反字與一個好玩的玩字，因而很難處理撒旦的問題了。
世界上惟獨中國的戲劇裏能把妖怪寫成這樣可愛。還有是番邦公主可愛。水漫金山倒是佛法與正神這邊無趣。我看有朱天衣登台的演平劇“掃蕩群魔”先是朱天衣演真潘金蓮偕武大去逃荒，被路邊山頭上的妖魔兄妹二人望見了，就變出好多個一律的矮武大與一式喬扮的潘金蓮，難分真假，一對一對，都是唱的一樣的詞兒：“夫妻們雙雙去逃荒”鬨鬧到縣官處去辨真假，連那烏紗紅袍的縣官也與武大一樣矮，跳下座到他們的隊中起鬨去了，這實在是好玩。而后來張天師與包公分剖出真假潘金蓮，則不過是借來收場，劇情的主體還是妖魔。
但最好的還是西遊記。
西遊記裏的妖魔可愛，而孫行者也可愛，不像法海與張天師的無趣，因為孫行者也是妖魔出身。正與邪相鬥，而又好像是一家人。歷史七五胡亂華，是中華文明自身的反，不當它是撒旦對神，這與西遊記的道理相通，所以收拾得出了隋唐的新天下。而若以神對撒旦那樣來對付，那是到底也不得解決的，西洋于舊約創世紀以來，就解決不得神對撒旦的問題。
王猛及崔浩，是漢與胡反在一道了，玩在一道了，所以結果能是漢同化了胡。孫行者與魔頭對話，你來反，我比你還會使哩，我反過天宮。你講玩，我比你還會玩哩，你的葫蘆裝得人，我也取出個葫蘆給你看，我的丟上去還裝得天哩。這要來對照歷史上的事情，纔知妙味。孫行者對牛魔王與鐵扇公主，尊一聲哥哥嫂子。對有一個魔頭，孫行者自稱外公，討他的便宜。而史上漢王與項王原來的為兄弟，為敵到了項王戰死，漢王還是以禮葬之，為盡哀而去，孫先生對民初的軍閥便也有像這樣的一體之情。而我們后來對中共，是不是像聖經裏的神對撒旦，沒有一個反字，也沒有一個玩字呢？最大的反是革命，可是今之文化人連三民主義的革命二字亦少有聽說，這很不好。最大的好玩亦是革命，革命是中華民族的跌蕩自喜。
“反”是創造。“反者道之動”人初之反未有對象，要說神，它自己就是神，要說撒旦，它自己就是撒旦，所以這個反，不一定與鬥爭相關，這就與西洋辯證法從對立出發的不同。
老子講反，而又講不爭，如李白蘇軾皆是反俗的人，而同時仙凡並嬉。曹操待劉備與孫權都彼此相敬愛。“反”到得爭鬥，也與西洋的爭鬥不同，所以中國是自有一套兵法，王師有征無戰，還有民間起兵是州郡並動，是一種革命的風，惟“道之動為反”的反纔能有此風，而西洋的鬥爭則都是力。中國里巷日常有衝突時，大率是勝之以不戰。是以此王風為背景，纔也有像商朝的與漢唐的大兵威。
“擊壤歌”裏小蝦對于自己合不來的功課與先生，都有好心想，這點很可貴。現行的功課制度與教學方法是要改，如日本最近已頒佈中小學的功課減輕百分之二十，這是知性的事，不是憎恨的事。如我建議對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改革，便也是出于知性，不雜憎恨的。中國文學新鮮、清明、和平，新鮮是在反，清明是在知性，和平是在不鬥。湯恩比說文明在挑戰，但我說文明是像曇花的拆裂開放，它是自足的。
世界上就是中國民族最會玩，佳節燈市是大人的擺家家酒，採菱採蓮採桑搗衣浣紗的風景，是把勞動亦當作好玩。基督教的聖者沈痛，佛教的羅漢面壁冥想，中國的仙人即是一味好玩。中國發明了圍碁、麻雀牌、煙火、風箏、陀螺、扯鈴，都比外國的玩物好玩，平劇也比西洋劇能戲耍。中國古來的詩文最多遊山玩水，西洋文學裏沒有像這樣的。
如此想來，更可知“擊壤歌”在中國文學上意味的重大了。而我早先為朱天心的文章寫序，提出一個“玩”字，如今再來想想，真要替自己歡喜了。
蘇軾詩、“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天晴也是尋常事，惟他會自個兒高興得意。仙枝的小侄兒二歲，家裏簡直沒有玩具，他午后睡過一覺，起來走到外間，在籐椅到板壁之間的這幾尺之地無可玩的，他能自個兒想出玩法來，又奔又叫，又裝跌一跤，自個兒高興發笑。我看這個小孩大起來必定有辦法。
玩本來是創造，我們做小孩時也是這樣的。現在卻是備具了玩具叫小孩玩，小孩在沒有可玩之處想出玩法來的創造力就萎縮了。大人的打棒球，打拍金珂，也是備具了玩具叫你玩，團體旅行亦然，都是把好玩是創造的知性來滅絕了。
勞動是無可玩的，也玩得出採菱採蓮浣紗搗衣的風景來。危地險地，像孫行者與妖魔拼鬥有什麼好玩，也能玩出花樣來。台北市我看看沒有什麼好玩“擊壤歌”裏卻成了玩耍不完的地方。又如見了總統，與到了神前，哪裏還敢存個開玩笑之心，而西遊記最后寫唐僧師徒到了雷音寺，阿儺向取經人索賄賂，寫書的人簡直是不敬，然而聽了釋迦如來的一番話開脫，又都成了是莊嚴的。
旅行是你若不會玩，便走遍外國，也不及“擊壤歌”裏的小蝦與小靜她們走了台北市的一段紅磚路。李白與蘇軾的會玩就像小蝦她們。這裏再引蘇軾的詩一首“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
相將呼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
紅裙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迥。
自從有此出，白日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
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棄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此詩可伴“擊壤歌”的熱鬧，蘇軾又像賈寶玉，要與姊妹們長在一起，等他化為飛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