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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路易士相識，已有六年之久。打仗的第二年，一天，路易士從雲南而來，在杜衡處見面了，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貧血的，露出青筋的臉，一望而知是神經質的。他那高傲，他那不必要的緊張、多疑、不安與頑強的自信，使我和他鄰居半年而不能丟開矜持。他很少和我談起文藝，因為他認為我不懂。我問杜衡他的詩怎樣，杜衡說：“朋友之中，他是有詩的天才的。”並且找了幾首給我看，我也認為好。但我以為他的詩的境界以乎太急促、太局限了些。杜衡也同意，惋惜于他讀書太少，生活的經驗也太少。這批評的是事實，但事后想想，卻覺得還不夠了解他。
路易士的讀書少，並非懶惰可以解釋，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弱者，不能忍受從儕輩中看出自己的貧乏，甚至于不能忍受這世界上還有比他強的。這妨礙他寫戲劇、小說、與論文，但幸而還不妨礙他寫詩。
他的詩，沒有繼承前人的好處，但也沒有繼承前人的壞處。他的詩有他的獨創的風格。因為他的生活經驗缺乏，所以常常錯誤，並且狹隘。但錯誤有時候也會成為藝術，如貝多芬為讚美拿破崙而作的交響曲，且對于拿破崙的觀察是錯誤了。但貝多芬不必為此而愧悔，雖然拿破崙不過是幻象，那交響曲卻是真實地存在著的。
讚美的反面是攻擊，吉訶德先生之攻擊風車，與貝多芬之讚美拿破崙，同樣錯誤，但也同樣有其嚴肅的一面。這裏，存在著智慧與知識的區別。幾千年來，人們到聖地朝山進香，其實崇拜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神，歌頌一個平凡的女人，其實歌頌的乃是人們自己心中的美與聖潔，正如貝多芬所讚美的，其實乃是他自己心中的英雄。幾千年來，人們為了極瑣碎的事情而決鬥，而自殺，這和吉訶德先生之把風車當作巨人，可以說是同樣的不足道，但也同樣是真實的。
路易士，你和他談理論，只能聽到慷慨激昂，卻往往不知所云。他談文藝理論，有時候也談政治，但都很少研究，也不想研究，只是在世界上，有他所反對或贊成的東西，如此而已。他也不想接受別人的糾正，或克服別人，他只是想抓住一樣東西來支持自己，有人同情，他就滿足了。要了解他何以反對這，贊成那，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他採取的是另一種標準，他有他的另一種出發點。那標準，是與一切理論無涉的。所有正義的與非正義的觀念，責任或道德，理論或事實，他全不管。只是他認為對，他覺得有贊成或反對的需要，他就這麼的肯定了。但也並不固執到底，他倘然改變原來的主張，往往不是因為何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理由，而且並不后悔。
這種派頭，說他淺薄，是太簡單的解釋。說他是虛無主義者，也不是。像路易士那樣的人，生在今世界上、孤獨、受難，諸般的不宜。社會不理會他，不對他負一點責任，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所以，要他對社會負責任，也是不可想像的。如同一隻在曠野裏的狼，天地之大，只有他自己的呼吸使他感覺溫暖。孤獨使他悲涼，也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偉大，不是他存在世界上，而是世界為他而存在。
他很少幫助朋友，也很少想到要幫助朋友。他連孩子都不喜歡。隨著社會的責任與他無關，配合于社會的生活技術在他也成為隔膜的東西。他的很少注意理論與事實，除寫詩外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只是因為他驚嚇于自己的影子。他的狹隘是無法挽救的。他分明是時代的碎片，但他竭力要使自己完整，這就只有蔑視一切。
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需要發出聲音，就是只給自己聽聽也好。聽他談論，你會感覺他是在發洩自己，主要還是說給自己聽的。雖然似乎淡薄，然而是從他的靈魂的最深處發出來的生命的顫動，是熱鬧的，但仍然是荒涼的。
可是他和綏惠略夫不同。如魯迅所說，綏惠略夫“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但路易士沒有替社會做過事，對社會沒有過愛，因而也沒有憎，他只是執著于自己的存在，沒有行成虛無主義者。綏惠略夫是革命的失敗者，但革命的風暴仍在震盪，所以他的調子是強烈的，憤怒而不頹廢，絕望而非玩世不恭。倘在革命的風潮消歇之后，則失敗者的情緒就成為山宁那樣的蔑視一切了。山宁的蔑視一切，是比綏惠略夫的毀滅一切更虛無可怕的。但路易士也不同于山宁，路易士有山宁所沒有的恐懼與不安。那是因為，山宁是緊接在革命失敗之后的人物典型，在那期間，什麼理想都沒有，人們彷彿在潮汐退落后的沙灘上行走，四圍是空曠的，自己的影子是明晰的，創痛之餘，簡直還有一種得到解脫似的喜悅，對自己特別珍惜起來，而身外的一切都成為不足道。這種心境是不長久的。
這之后，山宁那樣的人物就要成為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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