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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