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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对这位大陆的“阿乡”很看不上眼，懒得答理。这自然是既不合时宜也不明事理之举。今天的洪一鸣（去台之前，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改名和复名，都是潮流使然），已经不是昨日的洪一鸣。“你算个什么呢！”他在心里冷笑。关于这位父亲的妾，母亲在先前的那些孤寂的夜晚，一千次一万次地给他讲过“秦淮河上的烂婊子！”母亲一说起她的时候便浑身颤抖，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她。母亲是大家闺秀，对父亲的玩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容忍，但父亲竟用一个贱东西轻易地代替一个正统的结发夫人，她到死都不原谅。母亲的一生都在诅咒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使她和她的儿子失却了大好前程，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艰辛。这无时无刻不萦绕于怀的深仇大恨甚至使她常常脱口失言，使他们几近蛰居的生活出现暴露的危险。他们曾经是怎样地忍受了常人难于忍受的克制和防范的痛苦啊。而现在，这一切都终于到了应该清算的时候了。
洪一鸣报复父亲当年对他和母亲的遗弃所采取的行动是断然返回大陆。这是他赴台两个月以后的事，大家以为他步了父亲当年的后尘，弃了李月娥几个，在台湾花花世界过花花公子的逍遥日子，他却忽然在镇上出现了。“清算”、“报复”种种，是人们的推测，他自己的解释倒是轻描淡写，只说是在那边住不惯，还是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再说，党和政府培养了多年，哪能说不回就不回呢，等等。很有政协委员的气度和水准。
洪一鸣于是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他从台湾回来不久，县里开政协大会，他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政治上大红大紫。不过，镇上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暴富。据说他得到很大一笔遗产，大得足以买下一条镇街。证明着这事实的是一个流窜到镇上来的小偷。有一天夜里他在洪一鸣家的墙上掏了一个洞，恰好里面立着一架厚重的大柜，未能得逞。小偷本来是从镇上人的谈论得了情报而行动，但镇上人又以小偷的行动做了自己谈论的注脚。逻辑上倒是通顺的，他家里要是没有横财，贼怎么会打主意呢。
真正的证明是洪一鸣自己拿出来的。他后来在离开镇街不远的地方，择了一个依山面河的佳胜处，造了一幢私宅。宅子造得很雅致，一个静静的小庭院，遍栽修竹，一幢二层的小楼，曲廊回环。据说仿照的是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而他父亲台北寓所的格局又仿照的是大陆老籍祖宅的格局。俨然是小镇上头号的大户大家了，让镇上的人个个眼红得出血。
显然是出于大家想得到的念头，洪一鸣发起组织了一个“团友联谊会”让业已风流云散的镇剧团的人都到镇上来聚会，由他做东。接到那封“团友联谊会”的邀请函之后，小丁（他老婆是受邀对象）给后来调到镇文化站的郑风打了个电话。郑风早已不再作曲，利用文化站邻街的房子开了个小门面，销售音像制品，维持自己的工资。他是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人，自己做不成作曲家，却喜欢对别人指指划划。如今还改不了这习气。守店无聊的时候，就写些音乐批评文字，把自己天天贩卖的那些港台天王和大陆的准天王大骂一通。又找不到地方展示他的高见和宏论，就常常寄到小丁这里来，让小丁帮忙找地方发表，他们也就因此常有些联系。
洪一鸣就是洪艺兵，郑风在电话里大声说。他很粗重地喘着气，好像在说一件人间不平事。上述有关洪艺兵（现在应该叫洪一鸣）去台前后的种种，在小丁听来也确如天方夜谭。难怪郑风之流心理失衡。
你们不妨来开开眼界，这小子如今抖得很了，跟一件擦得锃亮的出土古器一样呢。
小丁老婆应邀去了小镇，亲眼瞻仰了命运发生巨变之后的洪一鸣的风采。
郑风说的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小丁老婆回来后证实说。如今的洪一鸣，依旧是高大但富态了；依旧是多礼但自信了；依旧是谦和但让你觉出居高临下了；依旧是不失节制但明显不再卑微了；衣着依旧得体但质地和式样绝对今非昔比；头发依旧一丝不乱但因为焗了油染了色而闪闪发亮；眼镜依旧戴着但镜架换成了金丝边总之，舞台还是那个舞台，场景变换了；演员还是那个演员，角色变换了。
先前的洪艺兵瘦得几乎只是一个衣服架子，永远像一只饿伤了的麻雀，有气无力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关于胃和口粮之类的事。而现在，改称了“洪一鸣”的他跟每一个应约前来的人大谈特谈的是：一个人如果不享受感情和被感情所丰富，忘记艺术和被艺术所忘记，他就是一个畸形人，一个不完全的人。
洪一鸣的家依旧是那个家，成员依旧是那几位，但是他同其他成员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如今像一位国王一样君临在他们头上。他单独用膳，李月娥每餐按照他所规定的保健标准给他做独食。他的食量依旧很大，但他不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已经上了高中的儿子有一次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当他的面念了红楼梦里形容刘姥姥“吃下一头猪，不抬头”的顺口溜，他觉得是冒犯了他的尊严，给了儿子一巴掌，打落了未来的省级以上的行政官员、或是司令官、或是科学家、或是国际性乐队指挥的一颗门牙。对他最为服帖的是李月娥，她已经完全没有年轻时候的那一股巾帼豪气。在他面前，她彻头彻尾成为一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太婆了。随着丈夫在政治上的如日中天，她也妻从夫贵，从临时工转成了正式工，最主要的是她现在是一个知名人士的夫人了。但这名人夫人她做得很不踏实，老是在担心着大富大贵的丈夫会继承父亲好色的传统。为此，她加倍小心，曲意逢迎，尽心服侍，成了洪一鸣的绝对奴婢。
洪一鸣职业没有太大的改变。剧团解散后，他依旧回到文化站。只是不再像当年那样打杂，而是担任了副站长，成了郑风的领导。郑风进剧团之前也在文化站，那时候他常常随心所欲地支使洪一鸣干这干那。现在，他跟洪一鸣的位置调了个过。不过洪一鸣从来不在他面前摆领导的架子。副站长对他的批评往往是他早餐的质量，说，你们家怎么还老是臭豆腐、水泡饭当早点呢。这太过时了，对身体没有好处的；不可以来块蛋糕，煮碗牛奶或是咖啡么。郑风便回答说，谢谢领导关心，我对西式早餐很无知，又没有机会到台北去上短训班。他听了，就推一推金丝眼镜，很惊讶地眨一眨眼睛，然后很不可理喻似的摇摇头，走开。
郑风把这些告诉小丁老婆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无论我怎么刮他，他不敢跟我来势的。他不要忘记了，先前那些年，他怎样老是低声下气地向我讨粮票救急的。现如今他倒是人五人六了，什么东西！
但洪一鸣毕竟是一鸣惊人了。他现在是镇上的士绅。世事如棋局局新，这原是没有法子的事。洪一鸣招致了越来越多的郑风这一类的敌意。同时越来越浓厚地包围起他的，还有对他的失望的情绪。
在这个穷困的乡镇里，领导曾经对他寄予过很大的指望，指望他能为当地的改革开放打开一条海外的通道。遗憾的是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界的人物随着老朽而失去了一切有价值的影响力。后来洪一鸣得到遗产，这笔遗产尽管也许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一个天文数字，但对于一个年年赤字的乡镇财政来说，一定会是一个不容忽略的支持。人们曾经指望过他将这笔遗产投资开发实业，比如复兴那传说中的两处古迹，但这一类对公益有利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做，并且连这打算也没有过。这笔钱，甚至连镇上的储蓄所也没有进，而是据说存在市里的一家银行。这样镇上就连这笔钱的储蓄利润也得不到。他这个样子，让人很难理解。屋可以做，西服革履可以穿，蛋糕可以吃，牛奶咖啡可以喝，奉献精神却一点没有。这就很难不引起人们的义愤，也就是很自然得到一个同郑风相似的结论：他忘记他当初是个什么东西了么？
在小丁老婆的直觉当中，洪一鸣在小镇似乎重新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他发起这次聚会也许就是为了抚慰这孤独，或许他想向人们解释什么。但是这次应约参加“团友联谊会”的人，多是已经离开了小镇的人。剧团解散后仍分配在镇上其他单位的人大都没有参加，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无意地把应约从外地来的团友拦扯走。那天下午，洪一鸣特地给李月娥请了帮手，在他那个小庭院的宽大客厅里准备好了几桌饭，但到时候来的人还不到他预计的一半。剧团的老领导里，徐光荣倒是来了。他已经退休，成了个糊里糊涂的糟老倌，没喝几盅酒就醉了。刘宗吾没有来，但很客气地托人带了首旧体诗来，说是“休道世事深难测，人离团散岂堪忧”也不知他说的“世事”指的是什么，又为什么不堪忧愁。那个聚餐，尽管洪一鸣从头到尾都尽力保持着笑颜，到底有些凄凉。
这是一个失败的派对。洪一鸣事后用了一句台湾的习惯用语对小丁老婆感叹说，那一次，小丁老婆是他说话的主要对象。
洪一鸣说，他不晓得怎样向人们说清楚，他其实并没有得到什么遗产。父亲沉沉浮浮了一生，到头只不过做了一个拿养老金的寓公。他离开台湾返回大陆的时候，父亲把大部分积蓄都交给他，让他回来造幢屋。到时候，他打算回到儿子身边来养老。父亲自己的老籍已经没有什么至亲的人了。儿子随母居住了这么多年的小镇他从没有来过，如今前妻早已葬在这里，他欠她很多，应该在最后来陪陪她。但屋还没有造好，他已经客死在台湾了。
洪一鸣说着，声音渐渐暗哑。山坡上的庭院很静，浓浓的竹林婆娑，从院墙上向远处望去，河对岸的小镇高低错落，一片参差，有一盏没一盏的昏暗灯光闪闪烁烁。
洪一鸣嗟哦良久，又窸窸窣窣地从身上的什么地方摸出几张纸头来，交给小丁老婆，说你把这个带回去，给丁兄看看。他重重地吁了口气，说：我原是希望他能来的，这么多年不见，很想看看他。
那几张纸头，是周燕对他的邀请函的回信。信的抬头却写的是“团友联谊会”这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信里说，她见到邀请函，很高兴，又很难过。因为她很忙，不能前来参加盛会。又说，十年来，她也常常怀念那些翻山过河，演戏写诗的日子，她常常在梦里回到小镇，回到剧团。可惜，那一切都不可能在现实中重现了，她最后祝洪老师，祝所有的团友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周燕现在在一个沿海城市的一家夜总会做领班，听说曾经跟一个马来西亚老板同居过，又不晓得为什么分开了。
三
“余委员”不是正式委员。镇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本人生死不肯。因为毕竟有过这回事，大家也觉得他该当，便强加似的硬叫他作“余委员”
这“余委员”便是余自悦。
按说，改革开放了，余自悦这样的人应该再度发迹。下放到镇上各处的各色人都先后回城，蛇有蛇路，鳖有鳖路。余自悦一家竟没有走。他若走，还是一条光明正大的路子。山上的交际处又派人来寻他回去。他连说“不敢不敢”当初年轻还不称职，如今老朽了，就更无用了。那边无奈，就要挟他：倘若不上山，市里饮食服务部门也不能回。他也就不回，每天一副小担子挑到镇街的集市上，找个角落蹲下来。那副小担子，一头是个小炭炉，一口小铁锅；一头是一小铝桶拌好料的面糊，一小壶油。他就在那里炸油果子卖。每天早上挑出去，半上午就卖尽。然后铝桶里装着现买的肉、鱼回来。细心的人计算，那半个上午，他净收入不会下于二十元。一角钱一个的油果子，就那么一小匙面（现炸出时显得大）。哪个都晓得吃亏上当，哪个又都甘愿吃亏上当，因为味道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
小镇当局渐渐就晓得原来有一尊大菩萨屈就在他们小庙里。于是派人来拜访他，为他落实政策，把他一家人从李八碗迁到镇街上，恢复了城镇户口。老婆伢子都跟他一起进了国营餐馆，而且都掌了厨。他离开交际处之后，他的哑巴儿子也辍学回家。尽管他对儿子发过狠：学千学万，莫学做饭；但是哑巴儿子整天跟在两位烹饪大师身边，不学做饭，又能学什么呢？
庐山脚下，近年新辟出了几处古迹，扩大了庐山游览风景点。从小镇过路吃饭的人渐渐地增多了。一镇人本来正为找不到经济开发的路子苦恼着，竟无意中得着了一线希望。许多人庆幸，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一下于把目光集中到了饮食业上。那些过路的时有从省、市、县来的领导同志，由镇上的有关负责人陪同来吃余自悦的手艺。余自悦等于又进了镇上办的交际处。不同的是，先前的交际处是有账目的，现在许多人吃过了，却没有哪个付账。有时，领导的子女来了，镇上的领导不做陪，但是要打电话通知，说明请你们今天中午安排几个人的饭，这几个人是谁谁的儿子或女儿，不要让他（她）们付钱云云。这类事多了，许多职工就有意见，但都是打肚皮官司。余自悦的哑巴儿子性子直，总是忍不住，用锅铲敲着锅沿，咿哩哇啦地乱叫。别人不懂，余自悦句句都懂，就喝斥道：
“你一个哑巴吵什么，你懂个屁！”
哑巴确实是不懂事理，他不晓得许多大人物酒酣耳热的时候，趁兴头划个条子，镇上不知要增加多少拨款。镇上后来陆续增加了几家饮食店，许多资金来源于此。
余自悦对儿子严加管束，使镇上的领导对他格外的欢喜器重，都说他不光技术精，还有很高的觉悟，最是难能可贵。要选他作政协委员。
“不敢当，不敢当。”余自悦一再推让。看看推不脱，竟打了退休报告。
一退休，也就成了闭居的老头。没有事，他就搂着满嘴鼻涕的孙子到哑巴儿子店门口去晒太阳。他耷眉合眼，石礅子一样坐着，对满街的熙来攘往，不闻不问。这回他是真在打瞌睡了。
瞌睡却打不安生。
没有几天，镇上的国营饮食店又实行承包或者租赁，他哑巴儿子的这一家，门面虽偏，生意却旺盛，究其原因，就是余自悦在店门口的闲坐。他等于是张广告，说明该店手艺得余家真传。即便是初来镇上的客人，也会很快晓得其中缘故慕名而来。
于是许多店竞相来请他，名义上聘作顾问，其实无须他动口动手，只要他在营业的时候到店门口坐一坐。为了争取到他，各家把红包的数字越加越大。余自悦一动不动，坚持打他的瞌睡，吵烦了，就说：“你们先去吧，我回头想一想。”
结果是他把孙子抱到镇上新盖的影剧院的台阶上，加入了那里的“老儿会”不过别的老儿热热闹闹地下棋、赌牌，谈古论今，他仍是打瞌睡。
他一走，他哑巴儿子店里的营业额自然受到影响。哑巴原是有雄心的，赚足了钱，就把承包的店买下来，或者干脆另开一家店，重振余家的雄风。如今老子却不合作，儿子气不过，哇啦哇啦地跟他吵。
余自悦把那双细眼雪亮地一睁，厉声道：
“你吵个屁！要你哑巴来振兴家业，几十年前我就是无产阶级了！”
事情到这里没有结束，余自悦一鼓作气，乘势迫使哑巴儿子放弃了承包：
“你个哑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手拿xx巴充什么六指头，别人饿不死，独会饿死你？”
哑巴儿子出头承包，余自悦就是不同意的。如果说，当初他年轻气盛，上庐山隐姓埋名还于心不甘的话，那么，如今他是到了帮儿子摆脱六根之累的年纪了。
镇上许多人对余自悦的做法不解。觉得他大约是上了年岁，脾气坏了，甚至是老糊涂了，看不清世事。略知些底里的人则说，他这辈子是苦头吃多了，吃怕了。
内中究竟也有真懂得余自悦的，并能把他的处世态度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便是艾老。艾老对照余自悦，总结自己的一生，无限感唱：他争了一辈子，也就坎坷了一辈子。跟余自悦比，他是糊涂了一辈子，白活了几十岁。为了表示自己打心眼里的钦佩，过年他写了一幅条幅，花钱装裱得极精致，恭恭敬敬送把余自悦，上书：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被人由衷认作“圣人”的余自悦看了这条幅，也认真听艾老作了详细解释，却不知是不是仍不懂，一直没有把它挂起来。
他自己仍打他的瞌睡。
艾老却并没有因为余自悦辜负了自己的一番好意而觉得他不知礼，反而赞叹余自悦真正修养到了家：
“所谓复归于婴儿，其在斯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