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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惹眼。李芙蓉下了长途汽车，一抬头就看见了兀立在风尘中的那两幢楼。
新楼的工地还没有清场。看场的是先前县委的门房，也早退了休，让人雇了来看场。他居然认出了李芙蓉，很感慨了一番之后做贼似的悄悄告诉她，县委一帮领导今天都躲到老县委的空屋里去开会了，研究的就是征兵指标的分配。要找他们赶快些，已经快中午了，要散会了。
县委大院大部分已经搬空，只单身宿舍楼的阳台上还晾着些零散的衣服。院子里空空荡荡的，乱草很快就旺盛了，鸟雀在里面蹦跳。李芙蓉走到门廊跟前正踌躇着，从已经破损的玻璃门里拥出一群人来，嘻嘻哈哈地喧哗着，很开心。抢眼看去像一群军人一样难以分辨，个个身上都统一过号令似的穿着西装，张张面孔都显得年轻，圆润，生气勃勃。他们一路谈笑风生，走过李芙蓉身边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对她在意。县委搬迁的这些日子，每天都少不了有捡破烂的老太婆来。看看人将走尽，李芙蓉急了，失声喊：“我是李芙蓉。”那些人起先没有注意，她又喊：“我找你们有事，我是李芙蓉！”
那些人中有一个大约是熟悉一些本地掌故的，回过头，看了看她，问：“你是李芙蓉？”
“我是，我是李芙蓉。”李芙蓉赶紧回答。
“她是李芙蓉。”那个人终于确认后回头招呼前面的一人“先前当过我们县委书记。”
那群人一齐驻了足，回头上下打量起李芙蓉来，眼神都怪怪的，像是看一具突然出土的古诵。看过了，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便又都散去，各自去钻各自的汽车。
清一色的小轿车，看不到一辆李芙蓉当年同几个县委领导共用的吉普车。为头的两辆闪闪发光，屁股上标着洋码字，其他的也都有个半新旧。车队“咝咝”响着（不像吉普车那样吓人地乱轰），很安静有序地迤逦驶出县委大院。
李芙蓉一个人留在县委老办公楼的门廊，浑身发瘫直想躺下去。那门廊高大宽阔，两根很粗的水泥柱子撑着一个三角形的拱顶。柱子上先前分别写着“四个伟大”；拱顶三角形的块面上，先前画着蓝色的海浪，托着一轮红日和四射的金光，现在都只剩了些依稀的痕迹。
长途汽车站在河东。李芙蓉不知怎样的捱到朝阳桥上，实在移不动脚了，便伏在桥栏上歇。刚才因为慌慌张张地找人，过桥时没有留心，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多年不见的桥了。这桥曾经紧紧地跟她的名字连在一起。
秋深了。河水很枯瘦。春天的洪水把河面拓得很宽，桥的跨度因此就大，桥也就高。站在桥的中间向河面看下去，几只木船就像随水漂流的落叶，远远的，悬悬的，让人的脑壳一阵一阵发紧，眼睛一阵一阵发黑。李芙蓉想起很多年前向省革委主任请求建这座桥的情形，又想起当时许多人提议叫“芙蓉桥”、“怀恩桥”她不同意。其实真的那样叫了，如今这些快快活活坐了小轿车过去过来的人又有哪个会记得什么。后来倒是有一种说法传得广泛：当初省革委主任所以给了李芙蓉一座桥，是因为李芙蓉给省革委主任做了一夜马。省革委主任向来胃口好，不分老少美丑。李芙蓉又有前科。事情说得有眉有眼不由人不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芙蓉想起一辈一辈人传了无数年的老话。
“是李镇长么？”
身后一个人突然惊动了她，把她吓醒。
李芙蓉眨了好久的眼睛，想不起对方是哪个。那个人却是牢牢记得她的。很多年前造屋，为了屋檐水的事打官司，这个人因为成分高，按李芙蓉的判决，他造的屋就只能比另一家矮一头，接受那一家的屋檐水。
李芙蓉心下“格登”一响，早年的事一旦提起话头，她桩桩又都记得格外清楚。
“我对你不住”李芙蓉讷讷说。
“我不怪你。那年头，也是没有法子的事。”那个人宽解地说。他后来把镇上那幢屋檐比邻家矮一头的屋卖了，到县城来做小生意，赚了钱，在县城造了新屋开店铺，把一家人都搬来了。他现在老了，是儿子在管店铺。他请李芙蓉到家里去。李芙蓉说，不了不了。他迟疑着不走。他觉得李芙蓉脸色很难看，担心李芙蓉会出什么事。
李芙蓉很艰难地笑一笑说：“没有什么事的，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
李芙蓉也确实在想，我为什么要寻短呢。还有许多人记得我。我还可以做许多事情的。
“你们说，是这样么？”李芙蓉间小丁他们。
小丁深沉地看着她，不知怎样回答。当年的李芙蓉是怎样的风采，虽精瘦，但火爆。如今走路说话，给人最突出的感觉是：干枯。手像拆断了多年的枯树枝，头发像稀疏的枯草，眼睛像桔井，再大的冲动也激发不出一星泪光。
小丁觉得自己不忍卒看，很动情地说：“你老多保重，我以后再来看你。”就礼貌地抽出被李芙蓉忘情地紧握住的手。李芙蓉把他的手抓得很重、很紧，仿佛那是突然出现的一线希望。
小丁走出很远，又回头。李芙蓉仍旧失神地站在那里。她的两只手仍旧保留着刚才握他时的姿势，只是两个合抱的掌心里已经空无一物。她身后是一只用锈铁丝扎了脚的竹凉床。再后面是她的老屋。那老屋仿佛是她的形象的放大：门窗都干裂了，土坯墙被风化的地方已经剥落；受潮的地方满是青苔；一只墙角被牛、猪、狗蹭得塌了角，倾斜了，靠一堆松松垮垮的柴草挤着。屋顶上盖的茅草已经腐烂而灰白了，有的地方偶尔伸出一两茎高挑脆弱的嫩草，都早早夭折了。惨淡的夕阳不明不白地映照着那一切，看上去像一张积压多年已经模糊昏黄的照片。只有那张残破的凉床上，李芙蓉敬给小丁的一碗茶，还在冒着一缕青气。
小丁转了身，再也不敢回头。
三
小丁这回到镇上来，想见而没有见到的一个让人注目的人是殷道严。
殷道严不久前由省里的农业部门组织出国考察去了。来了电话说是已经结束考察回到北京，再有几天就回来了。
这次出国考察，经费都是由参加人员所在的单位负担。一个泥脚杆子出国，而且还是“考察”这在李八碗是旷古未有的。经费上可以自主，又是这样一件史无前例的荣誉，上上下下也就格外振奋。县、镇、村三级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欢送队伍。去的头天，摆了几十桌庆贺酒席、第二天一早出发，李八碗和将军镇十几里路上，爆竹震耳，鼓乐喧天。先行到达省城的人，事先用红包给机场的管制人员打好了招呼，车队一直开进停机坪。然后，人下来，在飞机舷梯下面站成一个夹道，殷道严昂首挺胸穿过夹道跟欢迎的人一一握手。一边，由郑风指挥的农民铜管乐队在太阳底下吹得满头满脸油汗横流。到了登机口那儿，殷道严又回过身来，向下面的人挥手。
所有这整个程序，是由老董设计并且导演彩排过的。但殷道严到底上了年纪，怎么也学不精到，他挥手挥得很难看，像是赶鸭轰鸡的架式。
他们是在其他乘客已经登机后才进行这仪式的。先上飞机的乘客又好笑又好气，就提意见，说这又不是乡下人的专机。空姐也就不得不收敛起职业性的笑容和温柔，严肃地“请”殷道严尽快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头一次出国的殷道严临行前的夜晚一直没有睡好，心里总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早上起来怔怔地在院子里站了好久。
院子很大。整个院子的格局包括全部建筑，都仍是出自他的设计：一前一后两幢三层楼，仍是五大三粗，雄浑古朴像座城堡。两幢楼之间用露天楼梯连接。同样的为求牢靠，建得像火车站的天桥。天桥上面原来只用石棉瓦盖了天棚，因为挡不住斜风雨，还是做了墙，结果使天桥成了工厂的运料管道。楼房之外，还有很大的空地。很多人出主意，劝他，像外国人一样敷成草坪，可以采购那种进口的丝茸草，或者照中国传统园林的风格，种上竹子，堆个假山等等。
对前一种意见，殷道严马上就断然否定，说：
“操。”
这“操”是有来由的。一年前，殷道严参观过北方那个“中国第一村”那里村头们的房子就是一律的外国式建筑，院子里就一律铺的是这种“xx巴毛草”殷道严当时就私下前咕，很不以为然。参观完了小结的时候，殷道严不肯发言，问了半天，他说：千个师傅千个法，做得好我都佩服，不过不见得就要事事依样画葫芦。我们早先就是吃了一刀切”的亏。回来他对李八碗的人讲这次参观的观感时说：那样搞跟外国资产阶级有什么两样？不保持中国劳动人民本色，迟早要死卵（完蛋）的。
他从不知什么地方翻出了早已废弃的犁，到别的乡去借了一头牛来，把自己院子的空地耕了个底朝天，种上了好几个品种的瓜果菜蔬。儿子们群起反对：菜地一上粪，太阳一晒，屎臭尿骚。
“怕臭你们莫来，我又不请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屎尿里爬大的。到如今，城不城，乡不乡，土不土，洋不洋，不像个鸟样。”
殷道严骂。依旧很利落优美地挥舞着粪瓢子。
好在院子外面，一边是马路，一边是将军山庄的树林，没有外人来干预。院子的围墙又高又厚。在北京开会时，殷道严特地留意了紫金城的围墙，心里默下了尺寸。
殷道严喜欢这个院子。这之前，他盖了好几回屋，按顺序，分别留给了儿子。到这一回，他才是真正给自己造了养老的。
他是真老了。一盆火烧得再旺，也总有熄的时候。他的日子也快到头了。年轻时候他喜欢寻相好。那时候虽说是大队的天王老子，也多少要动些心思，打点些小恩小惠。如今将军山庄做桑拿按摩的细妹子水葱一样，个个都等于是他园里的菜，他想掐就掐。他却力不从心。弄得那些没有顾忌的细妹子在背后笑他是“送信的”才到门口就完事了。他有些伤感。上了车往省城的机场去的路上，他把手机贴在腮帮子上，不停地跟家里人打电话，问老太婆喂猪了没有，喂鸡了没有；问几个孙子过早了没有，拉屎了没有，拉了，是干是稀，是多是少，是长是短”问得一边开车的司机哈哈笑起来，差一点撞人。
殷道严结束考察回到北京给家里人打头一个电话，一开口就大叫大喊：“这回是受足洋罪了。”
使他受罪的其实是他自己脚上的鞋子。他是打赤脚长大的，经年累月光着一双脚板子，地上晒得滚烫也好，结着冰雪也好，都一样。最早是因为穷，后来就成了习惯。一双脚板又黑又硬，竟比牛皮鞋扎实。再后来当了干部，当了劳模，常要出入一些庄严场合，不好老是光着脚板子，但又受不了鞋子的拘束，就穿了踏板子：把两片木板子，削成脚板的形状，靠头前钉了半环胶皮，就使他文明了许多。但还是有些地方连踏板子也禁止人内，他还是难免尴尬。公社化的时候，他成了全地区的劳模。开发奖会那天，工作人员因为他趿着踏板子，死活不让他进会场。后来台上等得急了，派人下来找，把工作人员克了一通。地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至少在全区范围内，殷道严可以穿着踏板子进出任何他需要进出的场合。这给予了他穿踏板子的特权。
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木头的踏板子也终于不能为社会见容，只好不得不去买了一双塑料泡沫拖鞋，总算是有了一点现代气息。至此，也是他保守赤脚传统的最后一道防线。任谁也无法突破了。
这便成了他的一个显著特色。
电视台老董的儿子拍他的专题片，先是一个自然景物的长镜头，然后是他的“奔驰”车迎面驶来，刹住，然后是一个大特写：闪闪发亮的车门从里面推开（殷道严坐车喜欢坐前面，跟司机并排，并且他从不让司机给他开门），渐开的车门底下伸出一只脚，裤腿挽到小腿以上，又黑又粗，脚板上趿着一双已经老化变形的塑料拖鞋。然后就是他穿着这双拖鞋进行的各种活动：察看农田和村办企业，接待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来访者，召开干部会，慰问敬老院他的趿拖鞋的赤脚不时在这些镜头中间显现出来。片子结尾的画面是一条宽阔的大路，大路的尽头是一轮巨大的红日，殷道严裤腿挽得高高的，赤脚趿着拖鞋，向画面深处的红日走去，又一个逆光特写：那双在宽阔的大路上坚实地拍打着的拖鞋渐渐融入灿烂夺目的阳光。
这专题片后来在全国的评比中得了奖。
殷道严的赤脚趿拖鞋终至成为一种风范，一种象征，许多记者、作家以此大作文章，大歌大颂“踏板子精神”又使这许多的记者和作家也大大地出了名。
可惜的是这踏板子却走不出国门。这回考察团去的是英国，参加的人大部分来自乡村基层，又是头一次出国。事先特别宣布了外事纪律，对衣着也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说是服饰有民族风格是可以的，但拖鞋跋袜、光脚板子绝对不行。说话的是个带金丝眼镜的小白脸，一身上下好像刚刚从熨斗底下熨出来的。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特别地看着殷道严。又特别加重语气说：英国是个特讲究绅士风度的国家（说“绅士风度”的时候他先说的是洋文，然后又自己给自己翻译），我们是代表国家出去的，要讲国格，也就是国家的面子。
殷道严原来一直正襟危坐在沙发上，一双趿着拖鞋的脚也很规矩老实地并排摆平在地毯上，一动不动。换个场合，他早就把赤脚从拖鞋里抽出活动脚丫子了。小白脸说不能光脚的时候，他本来很窘，恨不得地毯上有个洞让他把脚埋进去（沙发是靠墙围成一圈的，中间没有别的摆设，他那双穿拖鞋的赤脚早已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小白脸说到“绅士风度”说到“国格”的时候，他不由恼恨起来。小白脸明明是在说他那双穿拖鞋的赤脚会丢中国人的脸。“倒他娘的，大不了不去就是！什么xx巴东西（这‘东西’不知是指小白脸还是指英国），资产阶级穷讲究。农民就是打赤脚的。毛泽东也是作田出身，从来没有去过那个xx巴国，不照样当了几十年主席？”这些话殷道严当然都是在心里说的，没有说出声来，只是脸色很可怕地由涨红转青灰，牙巴骨一跳一跳。他真想站起来一跺脚回老家了事。但到底还是忍住了。心字头上一把刀，有些事是非忍不可的。跑回去，怎么交待？
踏板子又一次受到挑战。这一回再没有哪个能给他特权，殷道严头一回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世道变迁的悲哀。
他后来由一个工作人员陪同，到附近的商店去买了一双皮鞋。那工作人员还有几分通人情，理解他保持了一辈子劳动人员本色，穿皮鞋会很不习惯，便特地帮他挑了一双软底的。
就是这双软底皮鞋在外国也把他害得死去活来。每天回宾馆头一件事就是解放那双脚。每天出门，便愁眉苦脸，心惊肉跳，似乎是上酷刑室。实在忍不住了，便一到觉得没有人注意时，就赶紧用两只脚尖相帮着，把皮鞋后跟上的帮子坐下去，趿拖鞋似的趿着，使脚板子略略得到一点放松。他就这样悄悄地、做贼似的趿着这双软底皮鞋，去瞻仰过金碧辉煌的白金汉宫，在典雅的泰晤士广场和泰晤士河边迟迟疑疑地漫步。考察团并没有几个真心考察的人，都是来开洋晕，看西洋景的。他则连这样的兴致也没有，心思大多放在那双脚上。脚被束缚着，他想要解除这束缚就像打算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跟一个惴惴不安的预谋越狱的犯人差不多。因为老是提防着别人发现他趿着鞋跟，他的神气就总有几分鬼鬼祟祟，像个非法入境者似的。到了英国，他感到一种压迫。那压迫使他说不出“什么xx巴东西”那样的话，也使他开始怀疑踏板子，光脚杆子是不是就真的那么体面光荣。他见到的英国农民（如果也可以叫“农民”的话）一个个上下笔挺，就是小白脸说的那种“绅士”吧。在他们面前，他老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身上的衣服不干净，有股不好的气味。总觉得自己有些像个叫化子，一点架子也搭不起来。
终于在回国的中国民航班机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之后，他长长的吁了口气，好像获了大赦。行李还没有放好，他先不先就甩脱了两只皮鞋，把一双赤脚板子在地毯上来来回回地磨蹭。一个很细心的空姐马上发现了，殷勤地告诉他，机座上是备有拖鞋的。他一面答应“好的，好的”却不用。回到国内的宾馆，他把鞋袜狠狠地撂进卫生间，狠狠地打了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报了仇似的。
“等回了李八碗，老子要天天打赤脚。农人就是农人，走遍天下也还要回来作我的田。作我的田，走我的路，打我的赤脚，天王老子也管不着。”他狠狠地说。
他说这些话，以“农人”自居，心里当然是晓得自己并不是“农人”并不须作田的。考察期间，他还买了许多外国糕点，装满了两个大蛇皮袋子，前胸一个，背后一个地驮着，打算回来办不成药厂，就办糕点食品厂。他一点没有想到，他回去作农人的那些话，有可能成为事实。
那次李八碗人拦路“索赔”“专员”夫人在县、镇干部的保护下好不容易从人群中脱身，很没有趣味地当时就打道回府。回到省城，她履行向李八碗人作的承诺，先是去几个相关的宗教事务和文化、旅游部门跑动，为李八碗争取到一笔修复傩神庙的政府拨款。至于办华夏制药厂的事，则永远地搁置起来了。也就意味着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从此寿终正寝。先前还抱了希望观望着的贷款单位慌了，纷纷向李八碗猛扑而来。李八碗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宣告破产，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都被没收抵债。并且陆续作价拍卖。
已经退出总公司的殷元中出面，组织李八碗人集资入股，以待价位压到最低的时候，买下江南制药厂的厂房和设备。然后将此作为股份，同一家泰国公司合资，办一家大型饲料厂。那家泰国公司是一家经营畜禽产品的跨国集团公司，老板是华裔，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合资建了一些现代化饲料基地，也早打了李八碗所在的这个农业省份的主意。
给李八碗牵线的，竟是殷元中多年前在庐山上偶然邂逅的那个海外女人。李八碗刚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的时候，就听老董说打算恢复同年轻时那个苏联女专家的联系，好把李八碗的生意做到俄国去，殷元中受了启发，也就私下里动了脑筋，翻出那个香港女人千叮咛万嘱咐留给他的地址。去了几封信，竟联系上了。那女人已经有过不知多少新伴，不过她还记得殷元中的力气和情分，说，只要有事，用得着她的地方，她一定尽力帮忙，比如殷元中离开大陆到海外谋事之类。先前叫得最响的老董反而没有戏。殷元中没有动过去海外的念头，他留了这张牌到要用的时候再打。大家叫他“骚牯”但他并不只是“骚”
那家公司同李八碗的合资，便是那个香港女人动员自己的挂名男人促成的。
殷道严出国之前，形势已经有些不妙了。县里和镇上碍于面子，尽力劝说了那些要来封账的单位，让殷道严最后尽兴快活了一回。殷道严从国外回到北京，给家里打头一个电话，茂生就哭诉了李八碗这场天翻地覆的劫难。
李八碗将要江山易主，殷道严恨了半天，还是给殷元中挂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咬牙切齿：
“侄子，你敢搞垮李八碗的集体经济，我就敢要你的命！”
殷元中轻轻地笑说：“叔，你在李八碗当皇上的日子怕是到头了。”
四
几个省级文化人当天就吵吵着要回去，这一趟将军镇之行让他们觉得很失望。这很可以理解。他们不像小丁，跟这地方有许多牵藤襻叶的瓜葛。小丁原也没有准备长住，但也没有打算当天就走。许多故旧之人他都还没有见到。有的是人家不在当地，比如殷元中，他到广州跟那家公司的代表签协议去了。李八碗许多人都在焦心地等他回来。都说脸瘦身壮的男人是有福之人，刀削脸的壮汉殷元中如今是李八碗人最大的指望了；还有老董，搬回了市里，陪老婆儿子，李八碗没有他什么事了；有的是小丁的时间不够了，没法去拜访，比如郑风，还有洪一鸣。
艾老倒是随老杨一起，从早上开始一直陪着小丁一行。老杨哮喘得厉害，多数时候都是艾老在讲解。他自然也是最适合讲解的人。省里一干人要走，他们自不好挽留。只把小丁扯住，走在一群人后面。老杨一边喘着、咳着，一边说：“小丁，你该再来，住些日子。不是为我。说不定下次来，你就看不见我了。日子总是在变，永不会只有一团漆黑，也永不会只有一片光明。不是人指望什么，什么就一定成了事实。但指望总有的，永不必绝望。总要有人做些事，让日子总是变好”艾老不断眨着细小的眼睛，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我们是做不成什么事了，就靠你们后生。自古为文，凡成大器的总有些底气，不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小丁看着两个实心诚意的老人，很感动，说：“是的。”再说不出什么。
临离镇之前，小丁还是特地拐到傩神庙那里，去看了一下瞎拐。
瞎拐住在一间简易工棚里，给正在再次修复的傩神庙看场。他把小丁上上下下摸了个够，快活得不晓得怎样才好，忽然说：“我还是给你唱歌子吧。”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梢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作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瞎拐一面唱，一面笑起来，一脸的折皱霎时都变得极为柔和、生动，里面熠熠地放出光来。
小丁想起瞎拐走路的时候怎样在地上划着有力的逗号和句号。他的人生历程，就是这种逗号和句号的交替——多少次看来结束了，却又从头开始了。
这又何尝不是将军镇，乃至这个世界的历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