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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生活中的李芙蓉受了打击无声无息,戏台上的女英雄抗拒迫害不屈不晓。剧本和剧照在报上登出来,县委机关留守的人看了派人专程给在水利工地上的李芙蓉送去。
李芙蓉本来就很少坐办公室,现在就更是难得进县委的院子。一年四季,春收春耕、夏收夏种、秋收冬翻,兴修水利、造大寨田直接就住在工地上。报纸送来的时候,白天她来不及看。到了夜里别人都睡了,几个不安生的后生也停止了摇弄,她才把马灯从悬梁上摘下来,搁到自己的铺前,翻着那张报纸,字不认得几个,但剧照是可以看懂的。看看就发起呆来。几天前发布了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才只几天,报纸上怎么还会有心思登剧照?世事就像一天黑云,哪个晓得后面是阴是晴。这是一个冷得刮毒的冬天。风又大,雪又大,临时搭在野地上的茅草棚子什么也遮挡不住。还不到半夜,从门洞里扑进来的雪就浅浅地覆盖了地铺。那些落在露出被头的头脸上的雪被热气溶化了,使那一大片雪白上现出很规则的一长串圆点。工棚搭得很大,地上铺了稻草,男女各占一边,中间用两行树筒子隔成一条路。先前,大家把鞋子都放在各人脚头的路上,早上起来,鞋子里灌了雪。一些湿鞋子则冻在地上拔不动。便提醒他们睡下后把鞋子塞进地铺的草底下,有些粗心的人还总是忘记。李芙蓉起来,沿路走一遍,把好几双鞋子塞进去,又顺便给几个人掖了被子,重新钻回自己的被窝,捻灭了灯,躺下去,还是睡不着。身子底下的稻草被弄得xixisusu地响。怕吵了别人,不敢乱动,浑身上下冰冷彻骨,焐不出一丝热气。眼前的黑暗中是片乱七八糟的影子,像是风吹乱了幕布的电影。一国总理在那片摇摇晃晃的幕布上匆匆向她走来,很认真很有力地握她的手,眼睛很专注很亲切地看着她。那一年她上北京,国务院腾出中南海的办公室解决赴京代表的住宿。当时的情形好像是在梦中,脚骨子直发软,只想作揖,下跪。无论怎样,她觉得他是个好人。但后来听说,连他也是靠不住的,要不是化了灰,也难免一劫。可见,用好人坏人来看人论事,到底只是小镇人的尺寸,太短浅,太没有见识。
政治局面是更尖锐也更明朗了。全国许多同李芙蓉先后出名的各条战线的英模人物,纷纷挺身而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省里那些电话日益弥漫了越来越浓的火药味,催李芙蓉披挂出征。人们满怀激情地请求她,不要再沉默下去了。沉默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敌人的容忍,也就意味着对革命和人民的犯罪。
这些并不是危言耸听,两股力量的冲突终于进入白热化。四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理所当然地被镇压下去。血腥的事实,不容人——尤其是李芙蓉这样一个人——袖手旁观,也不容她有什么犹疑了。
李芙蓉终于决定去省城的那一天,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军民群众上街游行,庆祝撤消右倾翻案总代表党内外一切职务英明决策的第二天。听完了那个消息的广播之后,她找到县委办公室主任,对他说:“安排好车子,我明天到省里去。”
省委、省革委机关为李芙蓉召开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会。会场水泄不通,人们挤满了走廊、过道。他们向李芙蓉鼓掌、欢呼、致敬,在她面前让出路,又在她身后紧紧地汇合。然后把她高高地抬举上台,让她像日头一样照着一片呼声和歌声(国际歌)的海洋。这情景李芙蓉自不陌生却是久违了。看着浪涌般的人群,她不由潸然泪下。那里边有兴奋,也有辛酸,自然还有对自己的悔恨。
那个欢迎大会之后,她就由人群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直接去了省里的高干病房。
“专员”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了,病势据说是越来越严重,已经要靠吸氧苟延残喘了。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借住院躲避斗争,对抗运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不过是“走资派”惯用的伎俩而已。
仰卧在病床上的白被单下的“专员”静静的像一具僵尸。氧气面罩上面露出两只失神的眼睛,发现床前站立着的竟是李芙蓉的时候,那微眯的眼睛有些惊讶地睁了下。然后一星亮光就被无力的迷惘和痛惜淹没了,暗淡下去。
塞满了病房里外的人,把口号喊得一阵高过一阵。空气好像在沸腾着,燃烧着。除了勇往直前,李芙蓉已经没有一丝退缩的余地了。但是,在她下定决心把手伸出去之后,还是免不了一阵发抖。毕竟,面前的这个老人,她怎样也没有法子从心里真正地恨起来,她唯一明白的是,她现在并不是一个原来意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化身,很多人的愿望和情感的化身。那个一头黄毛的、瘦骨伶仃不到一百斤的,只为了自己活着吃喝拉撒睡觉生伢子的李芙蓉暂时是不存在的。
当然,促使她最终下定决心的那许多原则里,也包括了“专员”对她的教诲,要分辨大是大非,不要认官大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