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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