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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李仲彬掷地有声：
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青，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我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我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拢、讨好、巴结）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二、打开天窗说亮话
孙建成水来土掩：
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政府，孙建成的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给我的印象，是讲政治，守纪律，很用心。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我问，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孙建成说，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我问，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孙建成说，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我再问，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孙建成说，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孙建成说，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我又问，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孙建成说，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作些论证。
我再问，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孙建成说。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问，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孙建成说，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我又问，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孙建成说，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孙建成说，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作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我问，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孙建成说，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问，做义工？
孙建成说，完全是义务的。
我又问，他们肯来吗？
孙建成说，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再问，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孙建成说，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我说，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孙建成说，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我说，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孙建成说，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三、群众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气和：
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问，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廖仁松说，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画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我问，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廖仁松说，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微机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这个人，工作作风是有些问题，我的评价是“民主思想，集权作风”看来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们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测评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四、凤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谈：
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又长期从事组织、纪检工作，深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党将走向何方，如何防止东欧、苏联那样的巨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也许不该是他考虑的
我说哪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麻渝生说，当然我们可能是杞人忧天了。我还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这就太好了！不过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根据我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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