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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是司马光。
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任司马光为通判。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
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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