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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数全歼”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对此,茅海建先生总结说:“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伊里布自然有伊里布自己的帐,但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难道不正是谎言的催化剂吗?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伊里布的撒谎,其实是逼出来的。
杨芳和奕山也一样。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琦善已被罢免。这当然是杨芳和奕山的前车之鉴。何况同时还有一道“明发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负国”和“丧失天良”道光皇帝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恩负国”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那么,杨芳和奕山除了撒谎、编谎、捏谎,又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因此,杨芳和奕山几乎是一到前线就撒谎。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谎来,效果当然不好。杨芳和奕山的撒谎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的,至少,也做到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事实上杨芳刚到广州,清军就打了一个败仗,琶洲、猎德、二沙尾炮台沦陷。然而杨芳却在奏折里只字不提,仅虚笔带过,道是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情况尚好,于是在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
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杨芳又再次上奏,谎称清军“大捷”杀敌无数,弄得道光皇帝兴奋莫名,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谕是4月2日发出的,而事实是,早在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广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杨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联名上奏,请求道光皇帝批准恢复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击之下“今俱不敢妄图”只不过“希冀照常贸易”而已。因此不妨“将计就计,冀其堕入术中,于剿办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杨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请求批准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在杨芳等人看来,我军既然打了那么多胜仗,万岁爷该给个面子了。
谁知道光皇帝览奏勃然大怒。他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是啊,何必呢?
杨芳等人没有话说。因为他们不能说:“我们根本就打不赢。不同意通商,别无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处分:革职留任,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