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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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