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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耆英等人这次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现在可以肯定,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则实在不知是为何人。因此可以断定是伪造。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茅海建先生则认为不是。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他们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这下子牛鉴急了,只好说出实话:“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
大概这一回道光皇帝总算是明白了。什么“诉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什么“恭顺”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们打不赢了才是真的。但他还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国”怎么就打不赢那“蕞尔岛夷”呢?
这当然说来话长,但其实只说一条也就够了:“岛夷”们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回请旨的。不像咱们,事无巨细,都得您老人家“恩准”
因此,他们也用不着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