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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特区。
深圳特区很年轻。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气息。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它只有二十来岁的“市龄”它的市民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漫步在深圳的街头和社区，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样，看到古老的城门，陈旧的店铺，逼窄的小巷，颓圮的墙垣，爬满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庙宇，无所事事的闲汉和步履悠闲的老人，而只有崭新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能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能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有老态龙钟。
这样一种年轻，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使深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也使得我们对深圳的解读颇为困难。深圳毕竟曾经是“一张白纸”而那“最新最美的画图”也才刚刚画出来。刚刚画出来的画图当然会有新鲜感，然而是否耐读却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文化名城就像陈年老酒，那么，新兴城市就有可能像易拉罐饮料。太年轻的城市就像太年幼的孩子、太薄的书和太短的故事，能多少有耐人寻味的内容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当然，当你站在深南中路蔡屋围人行天桥上，一面是高耸的地王大厦，一面是大幅的小平画像，你也会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在深圳。但是，一说到深圳的文化特征，我们就会感到很茫然，或者感到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因为深圳现在还找不到像故宫外滩或胡同里弄那样的城市象征，也没有自己的方言和风味小吃，而它们又恰恰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征最鲜明也最容易被人把握的外部标识，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解读深圳也是有学术风险的，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发展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与“发达一相对应，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怎么样，但可以寄希望于未来，而且现在也一天比一天好；二是与”定型“相对应，意思是说它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谁也说不清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说深圳是”发展中的城市“，显然是后一种意思。深圳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有了如此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则它的将来，也更会有长足的进步，正所谓”前途未可量也“。既然”前途无量“，其发展速度又”迅猛异常“，那么，我们对它的解读和评说，便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成了”明日黄花“，这显然是不上算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解读深圳。这不仅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还因为它是中国最具当代意义的城市，代表着一种既不同于西安北京又不同于上海广州的全新的城市类型。只有解读了深圳，我们对中国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况，在这短短二十年中，中国乃至世界，又有多少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深圳
那么，这个年轻的城市，这本薄得没有几个页码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也许，我们还得从它那极短的”历史“说起。
一、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仅仅过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春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虐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封杀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并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统帅来运筹帷幄，还要有一个最容易见到实效而万一失误又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选择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该担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宝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置县治，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这实在是一个吉利的名字，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不过，明王朝时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两方面都并没有什么作为。清王朝更是每况愈下，居然将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让。于是，本应”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城，反倒成了丧权屏国唇亡齿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为宝安县城的深圳，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边陲小镇。许多中国人还念不准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说多少还有人知道它的话，也仅仅因为它毗邻香港。从内地到香港，要经过它那里的罗湖桥。深圳，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口岸罢
然而这其实已经很够对于封闭已久的国度来说，要的就是一个”口子“。
历史有时是有些戏剧性的。最早撕开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岛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块弹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这个地名颇有些耐人寻味和意味深长，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胆识也确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他们就喊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时间，抗声群起，舆论哗然。蛇口人却反唇相讥：有没有搞错！这是老祖宗的传统：“一寸光阴一寸金”嘛！的确，正如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一样，时间和金钱也没有阶级性。它们可以用来发展资本主义，也可以用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如果没有时间和金钱，就什么主义也搞不成；而如果没有效率，就什么主义也搞不好。
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业区的大道旁，始于蛇口继于深圳的各项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图五十一）人们不再把招标、投标、招聘、择业、股票、期货、债券、产权等等看作异端，也开始习惯了拍卖和投资、供楼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鱿鱼和卖楼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国的改革，深圳的观念已成了全国的观念。世界舆论公认，深圳的试验是成功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确实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强国之路。而民间说法则更绝：“要看中国的二十年。请到深圳！”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当时为什么“碰巧”选定了蛇口这个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后，口子就越开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一年以后，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兴办特区的立法程序。一场伟大的试验开始了，一种新型的城市也随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经济特区”
特区总是有些特别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设发展速度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曾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十年以后，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国乃至亚洲独领风骚。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厦的两年多时间里，人们没有听到过喧嚣和噪音，没有看见过肮脏和杂乱。它四周的马路在凌晨时分总是被冲洗得洁净如初，它的工地围墙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厦是安安静静又干干净净长高的。人们说，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这样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这种文明。
飞速发展的经济给深圳人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深圳的农民“先富起来”他们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几年间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富裕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长、总经理或大股东，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来”所有那些当年闯深圳的人，现在毫无疑问地都成了他们同行同学中的“先富”一族。当老板的固然腰缠万贯财大气粗。做文员的也不寒酸。有的买了房子，有的买了汽车，不少人则兼而有之。但他们如果不是来到了深圳，则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无法充饥的画饼罢了，甚至可能连想也不敢想。他们也许还会像那些未能一并南下的弟兄们一样，在办公室里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当一名月薪数百元的小科员，或者在一座发不出工资的小县城里等米下锅，甚至在一家不景气的国有企业里等着下岗。所以，当他们和旧日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时，很容易地就能体验到成就感。
受惠的不仅是深圳的市民和农民。改革开放的深圳，日新月异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国最大也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它的大门，一开始就是向全中国敞开的。成千上万的外省市青年农民，离开他们亲切但又贫脊的故土，潮水般地涌向深圳。这些离乡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在为深圳的发展建设贡献青春和血汗的同时，也获得了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效益。无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则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据说，江西某县打工仔打工妹们每年从深圳寄回家去的钱，就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那些当年家家户户“送郎当红军”的革命老区，今天要家家户户“送女闯深圳”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富裕和先进总是有吸引力的，而“穷则思变”也早已被证明是一个真理。更何况，打工仔打工妹们在深圳“赚”到的，并不只是钞票，还有商品意识、市场观念、管理方法、营销策略、公关手段甚至客户关系等“软件”事实上，这些在深圳这个现代都市和国际窗口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他们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估算的。
难怪深圳人对邓小平怀有发自内心而且无比深厚的感情。在深南中路上步路段，深圳人当年创业的地方，竖起了邓小平的巨幅画像，上面写着邓的名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1997年春，邓小平溘然长逝。成千上万的深圳人自发地走上街头，来到画像前，用种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思。其中，既有董事长、总经理，也有打工仔、打工妹。一个只身到深圳打工、现在已经开了一家小公司的青年，献上了一个价值四千元的花圈。他说，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们对邓小平的感激和怀念。直到现在，小平画像也仍是人们常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画像前合影留念。这里常年鲜花怒放、阳光灿烂、春意盎然。一代伟人的名字，已经永远和春天连在一起。（图五十二）
深圳的成就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深圳人得到的好处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在这个大约400万人口的城市中，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占极小的比例，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则是仅仅持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户籍意义上的“深圳人”只占四分之一。他们主要是从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较强的能力，故而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如鱼得水长袖善舞。他们活跃在深’！的领导层、决策层、管理层和技术层，活跃在深圳的机关、团体、企业、传媒，担任着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公司文员、学校教员等职务，或者开办和打理着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他们，构成了深圳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最主要的受惠者。
这些人几乎无可怀疑地是“精英一族”也大致无可怀疑的是“成功一族”问题不在于这些人到底赚了多少钱，以及这些钱是怎么赚的。不可否认，有的是靠能力，有的是靠运气，还有极少数靠的是投机取巧和歪门邪道，赚的是“黑钱”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有能力也发挥不出来？为什么同样有能力而且也同样很努力的人，在别的地方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也没有成就感？显然，这里有一个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正是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使许多英才长期被埋没，甚至变成庸才。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得到的报酬却和那些平庸之辈没什么两样，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也变得平庸起来。
深圳却基本上没有庸才的一席之地。当然，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庸才，深圳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庸才可能还身居高位，某些单位也可能庸才成群。但即便是他们，和在内地混日子时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也不认为自己是庸才。因为深圳已经营造了一种“庸才无容身之地”的氛围。人们都相信，在深圳，是不该有庸才的。相反，一个人的才华和勤奋，则多半总能得到相应的、表现为实实在在货币形式的报酬。至少是，在理论上，一个人才如果得不到用武之地和应有的报酬，你还可以“跳槽”直到找到你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岗位为止。尽管不少人还在找，还在跳，但前途却总归是看得见的，或者是有可能的。因此，他们在深圳获得的最大的实惠，与其说是房子、汽车、钞票，不如说是机会，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并有所作为、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
的确，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实际上牵涉到一个经济学中的伦理学问题，即公平与效率。事实上，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们都一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当然不能说深圳就已经解决了这个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难题，但它毕竟在探索，而且初见成效。
如今，当我们站在国贸大厦顶层旋转餐厅往下看时，我们已无法想见深圳创业之初“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辉煌。面对那些也曾显赫一时的楼房，我们只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然而即便如此，这些高楼大厦也仍能引起我们的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深圳获得了如此之高的发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铜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题。
二、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原本就是改革的重要课题。
早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成立之初，深圳人就小心翼翼同时也坚定不移地开始进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在请示中央同意以后，特区派出的招聘工作组飞往全国各地，公开亮出旗号，招兵买马，成为改革初期一件备受关注的事情。
更多的人则干脆不管什么招聘不招聘，拎起行李就直奔深圳。他们不相信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己任的城市会拒绝“敢为天下先”的人。在他们看来，深圳即便并非“遍地是黄金”至少也应该“遍地是机会”如果深圳尚且不能接纳自己这样充满改革激情和改革念头的人，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可就真是没希望于是一拨又一拨的人才大雁南飞，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和不简单的想法、不多的钞票和很多的愿望，到这个年轻而又令人向往的城市闯荡江湖。这支南下大军的主体，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年轻、热情，充满活力，新观念多而旧包袱少，和这个城市的文化性格一拍即合。事实上深圳也一直向他们敞开着大门。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场成立。1997年初，新的现代化综合型人才大市场开始投人运行，仅1月3日到5日为期3天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就有9万多人进场；2月至6月，进场单位8190家，进场人数39。8万人次。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已不再是当年的新鲜事，而是深圳人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事部门的常规性工作。（图五十三）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好运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深圳d站稳脚跟。
深圳人才大市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到他们那里求职的，平均每天4000人次，最多时可达万人。这么多的人，当然不可能都如愿以偿，顺顺当当地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少人恐怕会趁兴而来败兴而去，有的可能还不得不打道回府。显然，进深圳不是逛商场，没有那么轻松，那么潇洒，也没有那么随意。如果说，能不能进北京，要看你是否优秀；能不能进上海，要看你是否精明；那么，能不能进深圳，就要看你是否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要忘记深圳的口号，是“改革者到深圳来”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则是：不想改革就别来。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要自己去找工作，在求职时不断碰钉子，在找到工作后又被炒稣鱼，一时半会没有着落等等。如果你不能承受这一切，那么，对不起，趁早别来。
事实上，不少人闯深圳的经历，听起来就像是“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听他们诉说，那么，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这些少年气盛的天之骄子，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满怀青春梦想和改革激情，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于是，他们不得不收拾起简单的行囊（那里面装着薄薄的几件衣裳和厚厚的一叠证书），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渴了，喝口自来水；饿了，啃块方便面；累了，在街头歇歇脚，看着日新月异的深圳市，意气风发的深圳人，心里顿生无限感慨，也难免一丝惆怅。华灯初上之时，深圳的酒楼饭店灯红酒绿低筹交错，自己却饥肠糟糟气若游丝，即便“男儿有泪不轻弹”也保不住伤心的泪水涌上心头。亲戚家的客厅或朋友公司的地板是不好意思再睡了，就到公园的草坪上去数星星。那滋味，可比“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数星星”差多因为并没有什么温暖的怀抱，也没有妈妈的安慰，你得自己去考虑“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这就是深圳。这里没有包办代替，没有坐享其成，没有省心事可做，没有现成饭可吃。一切都得靠你自己去操办，去打理，去投石问路，去东奔西走。在这里一切犹豫、抱怨和窃窃私语都无济于事，只能勇往直前，哪怕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但，没有人后悔。
成功者当然不后悔。不但不后悔，反倒会有几分庆幸和得意。毕竟，今日的成功，是当年的奋斗换来的。现成饭吃着没有味道，自己打下的粮食才是香喷喷的，而当年所受的磨难，如今咀嚼起来，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的确，一个人年纪轻轻的，靠着某种势力或机遇，就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只能叫少年得志。只有那些在风口浪尖滚打跌爬，靠着自己的努力创下一番事业的人，才会有成就感。而且，创业越是艰难，道路越是曲折，就越能体验到成就感，也就是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吧！
这就值得骄傲，也值得庆幸。你想吧，如果当年不是”看看头上天外天，想想脚下一马平川“，一咬牙坚持了下来。怎么会有今天？所以，尽管他们当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初涉江湖的辛酸经历和闯荡特区的传奇故事，但当他们倾诉当年的孤立无援、流离失所、走投无路、四处碰壁时，你不会有”大倒苦水“的感觉。相反，你会觉得，如果他们当年竟然没有这些”不幸遭遇“和”苦难经历“，那才是大大的不幸。
尚未成功者也不后悔。事实上，许多人放弃了内地悠闲的工作，不错的职位，稳定的收入来到深圳，由于学历不高或专业不好，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居无定所，频繁换岗，干过上十种工作，却依然不肯离开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虽然暂时还没有给自己机会，但至少给予了希望。如果连这个城市都没有希望，别的地方只怕就更没有什么希望更何况，安居乐业固然不错，跳来跳去也未必不好。工种换得多，见的世面也多，学的本事也多。至于居无定所嘛，也不赖，正好广交朋友么！
甚至”落荒而逃“者也不后悔。因为没有人真正会”空着手“离开深圳。深圳先行一步的改革，毕竟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招聘应聘、竞争上岗、择业跳槽，在内地也将变成家常便饭。有深圳这碗酒垫底，就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事实上，凡是在深圳有过求职打工经历的人，身上都会发生神奇的变化，因此即便重返故土，也与前大不相同。也许，他们自己不一定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变化，但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他们拖沓的脚步变轻快了，迟钝的脑袋变灵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地变强
的确，深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这种能力是在股市的起落、房价的涨跌、职位的升降中形成的，也是在求职的路上形成的。在深圳，差不多每天都有老公司破产、新公司开张，也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丢掉旧饭碗，找到新工作。进进出出、上上下下都是平常事。它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边，也很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见得多了，也就看得谈了；经得多了，也就无所谓深圳人会很平淡地告诉你他今天又在股市上赚了百十来万，或者他今天又被老板炒了，明天恐怕得到人才市场去重新登记。他在说这两件事时，口气是一样平淡的，而他朋友们的反应也会和他一样平淡。毕竟都是风口浪尖滚过来的，早就打熬出一副钢筋铁骨，没有人会大惊小怪。
获得这种心理能力当然有一个过程。1987年，深圳市开始酝酿房改时，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差点成为”人民公敌“。然而，曾几何时，购买住房就和购买私家车一样，不但成了市民们踊跃的行为，而且成了一个人自信与成功的标志。是啊，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住房，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尽管深圳人说起这件事来，脸上的表情仍是平淡的。
改革，使深圳人的心理越来越成熟。
不过，改革给深圳人带来的最大好处，还是让他们换了一种活法。
有句民谣说，我们中国人的活法，是”小时候父母管着，上学后老师管着，工作后单位管着，结婚后老婆管着“。但是，当他们千里迢迢跑到深圳来时，可就谁都管不了啦，因为他们把父母、老师、单位甚至老婆都留在了内地。一句话，他们”自由“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4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其中不少人要奋斗多年，才能拥有一张深圳户口，而且还可能是蓝印的。有的人，则可能今生今世与”绿卡“无缘。但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当然，这也要有一个过程。不管是谁，初到深圳，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生存问题。你得先有个地方住，有口饭吃。一旦站住了脚，就可以跳槽了，直到觉得满意或不想再跳为止，用不着在一棵树上吊死。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
三、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它是特区，是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改革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所在，但，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又毕竟是在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一开始也主要是北国和江南的就近移民。既然原本就大体上”同一方水土“，则新方言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深圳的情况却不同。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不大成比例，也就谈不上同化移民的问题。当然，香港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影响还是强有力的，尤其是事关经济的那些习俗，如相信风水和崇拜财神。但这并不能使深圳变成另一个香港或广州。因为财神这玩艺是认钱不认人的。财神也没有什么信仰、教义和原则，并不只接受说”白话“者的香火。你就是对他说英文，他也该干啥就干啥。事实上，深圳人的信风水、祭财神、说白话，并非心仪粤港文化，而是希望”先富起来“，或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同样，移民们原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在深圳形成气候。因为一个人既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门。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门。从这扇洞开之门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
相书有云：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鲁迅先生以为”这并不是妄语“，而且解释说：“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一（北人与南人）。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广东人把外地人通称为”北方人“，事实上深圳的北方人也确实较多），无疑是”南人北相“其实，深圳又岂止是”南人北相“，甚至也是”东人西相“。作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兼东西南北各地文化优势而有之。南方的务实，北方的豪爽，西部的坚韧，东部的精明，在这里都有表现，而且相得益彰。
更重要的是，深圳为东西互补南北交融创造了一种条件，包括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等等。在深圳，很少有人会死守童年时代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也很少有狭隘的地方观念。这也不奇怪。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会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而在一个都讲普通话的地方讨论”惟我家乡独好“的问题则显然是可笑的。事实上，大家都讲普通话，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原有的文化，同时共同接受某种公共原则，不管这种放弃和接受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反正，在文化的磨合与重组中，可以放弃的，多半是不值得坚持的，而真正优秀的东西，则总是会留存下来。当五湖四海的移民都在放弃同时也在坚持时，一种文化上的优势互补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无疑，这决不意味着要形成一种样式单一的新文化。相反，对于深圳这样一种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即开放与兼容；而在一个开放和兼容的城市，人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多样的。只要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深圳的餐饮业，你就会发现，几乎国内所有的吃法，深圳都有。甚至世界上有的，深圳也有。法国大菜、美国快餐、日本料理、南洋小吃，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至于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当然也不在话下。川粤两大菜系固然风光依旧，湖南菜和东北菜也十分盛行。就连近两年才在新疆开始流行的大盘鸡，也迅速地出现在深圳街头。深圳毕竟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了自己的理想，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对家乡的眷恋暂时埋在心底，但事实上不少人的家乡观念还是很重的。深圳毕竟是”异乡“，毕竟是”别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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