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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篇小说人寰，是以一个中国女性对美国心理医生的自述为形式的。小说的语言便是虚拟的英文；也就是说，是外国人讲的断裂英文。在故事开始，我借女主人公之口说道：“英文使我鲁莽。讲英文的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可以使我放肆。不精确的表达给我掩护。另一种语言含有我的另一个人格，使我似是而非，因而不再有不可启齿的事。”
这些话是我从自己在美国的十二年生活中得到的真实体验。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在一位心理医生的诊所就诊，为近乎要了我性命的失眠症，亦为体验西方心理治疗方式。自从我接触了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著作，就对他们创立的“倾诉（talkout）”疗法非常好奇，尤其是弗洛伊德的催眠术。据说催眠术能打开人心里最深的秘密，一些被忘却的童年经历，都会在催眠术中复苏。于是我便开始了“倾诉”疗法，每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诊费很昂贵，每小时九十元美金。正是在那间又小又封闭的诊室，我发现英文中藏着另一种自我。它是年轻的、直率的，因为它就有十来岁。任何一种语言都能产生一种文化、一种气质，英文对于我，也是同样的。我在倾诉时，发现自己有着美国式的直接，中文给我的含蓄和成熟，此时全不存在了。说英文的我要外向许多，带一些孩子气的虛张声势，对别人的反应也有点大惊小怪的。并且，我相信十来岁的英文给我一副认其的神态，亦给我急于信赖别人的眼神。相比之下，说中文的我是老谋深算的，是易于怀疑一切，甚至带几分玩世不恭。
这个发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反思一下，我意识到在许多场合下，一旦碰到难以启齿的话，我就改口讲英文。似乎讲了别人的语言，我就不必负完全责任了。我就可以没轻没重、没深没浅了。有时我在英文小说里读到一句别致的话，多半是一句粗话或刻薄话，我就试着用在我和我丈夫的对话里。我特别喜欢看他的意外神色，要么是被激怒，要么是给逗得捧腹大笑。他说有趣就有趣在我清白无辜的表情，吐出每个字眼都像没事人似的，给予每个词汇平等待遇。十二年来，我其实是倚仗十来岁的年轻英文，占了一些便宜，讨了一些宽恕——一看我这人如此出言不逊，人们想，算了吧，不和她一般见识，她又不是土生土长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文学写作系的学生都得在课堂上即席写作，也必须在下课前朗读彼此的作品。我的同学们发现我对许多污秽词汇是陌生的，有时只是按字母拼音把它们念出来，并不完全了解它们的词意。因此我在念正常词句和污秽词句时，完全是一种态度：认真、不加区别、毫无歧视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怪诞效果：无论怎样色情的描写，到我嘴里，一律是公事公办地给念出来。好比一个人平调、古板地报告一桩天大的胡闹。每次我念到最精彩（也就是最荤）段落，课堂上已笑倒了一片。此后，这些美国同学们串通起来，有心把那些荤段子留给我念。一些教科书也很荤，比如亨利米勒的小说，充满荤话，给我板着面孔，背“三字经”似的一念，变得滑稽至极。我有时给他们笑得念不下去了，问什么把他们逗成这样。他们回答：“因为那些脏字不属于你，是借你的嘴出来的，所以那些字眼的邪性和你口齿的无邪形成强烈矛盾。”
美国年轻作家中流行写粗话。写粗话似乎使小说生动、酷。一些煽情的、多愁善感的描写使人难为情，因为西方的审美观反感情感油腻，提倡低调和控制。我跟一位英国作家聊过什么样的小说语言是高级的。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什么叫高级，但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什么是低级。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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