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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父母公平待遇的被忽略的儿童也可能走上‘捣乱’的道路）。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儿童因为听话而得到夸奖，并由此成为学习优秀、品德出众的人。他们用“听话”赢得了世界的注意，赢得了他们的光荣。
然而，我们还会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在娇惯孩子的家庭中，孩子常常会以与听话完全相反的方式吸引大人的注意。
一家几代人，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谈，小男孩在一边独自玩耍，没有人关注他。这时，他突然走过去将电视频道毫无理由地改换了，并把音量开大到震耳欲聋。这时，一家人便都会注意到他的存在了，他们会立刻停住正在议论的话题，将目光和嬉笑投向小男孩。
有人规劝男孩把电视音量开小一点，他拒不服从继续捣乱。这时，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争相伸出手去拉他抱他，经过一番挣扎，他终于半情愿半不情愿地坐到了大人怀抱里，大人们便一边抚摸着他、哄慰着他、玩逗着他，一边又继续着刚才的谈话。
当大人的注意力又一次逐渐从小男孩的身上脱离时，这个在奶奶或者母亲大腿上被颠着哄着安分了一会儿的小男孩，可能会挣扎着爬下来，跑到另一个房间里去玩了。大人们似乎松了口气。
然而，不一会儿，隔壁传来茶杯摔碎的刺耳声响。一家人都可能着急地站起来跑过去照看。茶杯是摔碎了，水是洒了一地，可能有一两句指责，更多的是关心小男孩是否受了伤。小男孩站在那里沉默不语，大人们会把他的手拉过来，在灯光下反复查看。接着，就有人将小男孩拉开，让他不要踩到玻璃碎片上，有人去拿簸箕、扫帚和墩布来收拾现场。
全家人忙得团团转，再一次把捣乱的小男孩簇拥起来，这一次，大人不再敢像刚才那样忽略他，为了防止他再跑到什么地方惹事生非，便把他当做中心，哄慰着逗他开心。
以“捣乱”引起大人关注的策略，是一些儿童在娇惯的家庭中越来越固定的行为模式。
其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一家人吃饭，他可以用不吃饭、跑到一边去玩玩具来引发大人们的哄慰与关注，当他最终勉强回到饭桌上时，大人们便把照顾他吃饭作为中心任务。
在“捣乱”中屡屡赢得世界关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男孩，也便形成了这种“捣乱型”的特殊叛逆人格。
当然，儿童终于会长大的，他毕竟要适应家庭以外的世界。社会上的人们绝不会像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那样宠爱他，不是世界适应他，而是他必须适应世界；然而，已经造就的人格却会使他在适应世界的生活中屡屡表现出叛逆。
他可能不屑于或者不善于用“听话”赢得赞赏。当很多人以“听话”的方式赢得各自的成就时，他往往更加受到刺激。在这条路上竞赛，他绝对是落后者。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毅力，也没有那么多创造建设的能力。他便寻找“捣乱”的机会。
一个小男孩坐在家中安安静静地搭积木，无论他搭得多么好，都可能被说说笑笑的大人们所忽视；而当他一挥手将积木扫落一地时，却引动了全体大人的关注。
成年后的叛逆人格重复着童年的体验，他极力寻找的是进攻与破坏。当然，这些破坏如何不成为犯罪而成为光荣，则是他思来想去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典型的叛逆人格。
在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时，当所有期望上大学的年轻人都试图在文化考试中取得资格而努力答卷时，一位考生勇敢地交了白卷，并在白卷背后写了一封对考试制度的抗议信。结果，这个捣乱的“叛逆者”将所有的顺从者踩在脚下，成为一鸣惊人的反潮流英雄。
这个反潮流英雄是否从小娇宠下成长的“捣乱型”人格，我们还不得而知，因为造成这种反潮流行为还会有种种社会原因；但是“捣乱型”人格特别倾向于这种行为则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历史是复杂多样的“捣乱型”叛逆人格并非总是成功，也并非总是失败。就像这位“白卷英雄”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了极高的荣耀，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锒铛入狱，历史的评价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捣乱型”叛逆人格的作为在历史上受褒还是受贬都是不确定的，并非没有可能做成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
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叛逆人格有一种本能的渴望，通过“捣乱”、破
坏而不是通过建设来赢得世界的关注。
在上述几种叛逆人格中“抗父型”无疑是主要的一种。
而作为抗父型的一种转化形式，则是“抗兄型”
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作为老大的哥哥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小父亲”的位置，他在弟弟妹妹面前会模仿和继承父亲的权威，占据着“小统治者”的地位，而弟弟们常常更直接
地接受这个“小父亲”的统治。当哥哥可以用顺应正统、继承正统、模仿正统来维持自己小统治者的特权时，弟弟就只有在与哥哥的某种“对抗”中才能取得被父母更加注意和关照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美国弗兰克j萨洛韦所著的天生反叛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根据译者介绍，该书作者弗兰克j萨洛韦是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现为麻省理工学院人脑与认知科学系研究学者，他专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达二十五年之久，对西方科学史（尤其是包括达尔文主义革命在内的几十次突破性科学革新与革命）和社会变革史（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资料整理，搜集了六千多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并对史实和有关假说用科学方法反复加以验证，目的在调查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对待科学和社会变革的态度。
与很多学者的看法不同，萨洛韦得出结论：一个人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科学和社会变革，其决定因素存在于家庭内部（即个人成长的环境，尤其是出生顺序以及从而形成的个性），而不在于各个家庭之间（即社会经济地位）。
应该说，该书的观点是有特殊发现的，正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主要论点源自一个惊人的发现：一起长大的同胞几乎像出生于不同人家的人那样有着不同的个性。”他在书中提出的突出观点是，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不仅与不同的家庭相关，而且与在同一个家庭内出生的顺序相关。是头生的还是后生的，或者是末生的，这个出生顺序对于每个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就叛逆人格的形成而言，他认为，这有着头一位的影响。
作者曾这样指出：“头生子女更易为权力和权威所认同，这是自然的。他们最先出现在家庭里，往往凭借着身高与体力上的优势维护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与自己的弟妹们相比，头生子女更武断，与人交往中更好支配他人，更有雄心，更怕丧失自己的地位，也更善于采取防御的姿态。而后出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体系中处于劣势，往往对现状提出质疑，有时还会逐渐形成‘革命性的个性’。后出生子女往往以革命的名义对他们所处时代认为是确立已久、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异议。历史上无畏的探险家、破除传统观念的人，还有持异端邪说者大都出自他们当中。”
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作者运用了大量历史统计资料论证了自己的结论。例如，我们特别有趣地看到，他对达尔文的学说引起的达尔文革命期间的科学立场做了分析与统计，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启示性。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于当时的正统科学界无疑是革命的、叛逆的新学说。对于这个叛逆的学说，相关的著名科学家做出了或支持或反对的不同反应。该分析统计表明：在反对达尔文这一革命性、叛逆性学说的十一个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个人是后出生的，其余十个人都是头生的，即在家中都是老大。也可以这样说，当时反对达尔文革命学说的保守集团中，头生的科学家占了绝对优势。这是别有意味的。
我们接着看到，在支持达尔文革命性学说的十二个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中，只有三个是头生的，在家中是老大，九个都是后出生的。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支持达尔文学说的革命集团中，后生的占了绝对优势。
还有一个持中间矛盾态度的科学家则还是头生的老大。
这样一个有关二十三个代表性科学家的统计，基本上把那一时期有权评价达尔文学说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概括在内了。这个统计无疑说明了保守人格与叛逆人格的形成与一个人从小在家庭中的出生顺序有不可忽略的相关性。该书的作者还用了更多的统计与分析论证这一点。
倘若从这个研究成果的启示出发去考察生活中各种生动的个案，我们就会发现，出生顺序确实在影响一个人保守还是叛逆的人格形象。
对于女孩，这种规律同样存在。
头生的女孩在家中就是“小母亲”她会模仿和继承母亲的某种权威，带有某种正统的
权力；后生的妹妹就很可能要在和姐姐的对抗中更多地发展叛逆人格。看到这些生活中的有趣现象，不禁使我们露出会意的微笑。
每个人都有人格，种种人格都与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密切联系。当我们是趋于正统的保守人格时，绝不要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不过是从小生活环境的铸造。当我们是渴望造反的叛逆人格时，同样不要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它也是在从小的生活环境中铸造而成的。它不仅与我们和父母的关系相关，还与我们和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关。当然，还与其他很多因素相关。
然而，绝无例外的是，一切人格都有与生俱来的形成过程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