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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声响了。

    当当当,当当当,三下一顿,高家岭小队社员集合钟的特定节奏。钟声在清晨寒峭的山岭上显得格外清脆悠扬,远近传来回音。敲完最后一下,松杈上悬挂的钢轨还在嗡响着,清晰地透出钢的声音:冰冷坚硬、森严激昂。高良杰觉得这冰冷的钢音透入他的身心,他和钢的声音渗透交融在一起,冰冷中透着坚硬。

    社员们应该从各户各院纷纷出来了,该一边抬头向盘顶松下眺望,一边三五成群往场院聚集了。过去这是八分钟的事。这不是,下面院里就有人从窑洞里拍打着衣服出来了。一刹那,他眼前浮现出以前每次敲钟后,人们纷纷扰扰沿着各条小路向他身边流来的情景。那每次以他为中心的人群集中都让他感到亲切。今天还会这样的。

    下面院里出来的人是马富海。宽宽大大的身躯,晃着肩膀,一年四季戴着顶烂呢子帽。高良杰过去对他很冷蔑,因为他在傅作义的队伍里当过兵,历史不那么纯,又有那么点油滑匪气。可今天,他对他却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这是第一个响应他钟声的人。马富海笑着大嗓门打着招呼,露出一颗金牙:“良杰,怎么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温和地笑道“集中起来,去帮助抢修铁路。”

    “噢,”马富海极不屑地一摆手“那我不去,我还要卖豆腐去呢。”

    高良杰被戗住了,这才看清马富海一直忙活着收拾当院放的豆腐挑子,理着箩筛上的绳子,这会儿一蹲身担了起来,哼着戏曲,晃着肩膀悠悠地走出院门下山去了,连头也没再抬一下。院门在他后面嘎吱吱来回摆着。高良杰看着他的背影,绷住脸,目光铁一样冰冷。

    受到自己轻蔑的人的嘲弄,尤其使人倒憋气。

    对面山上远远有黑点人影在往这儿松树下瞭望,想必是钟声引起了他们的诧异。但下面高家岭村里家家院院却没什么动静。缕缕炊烟还在飘着,扫院子的婆姨抬头看了一下盘顶松,看见树下站着的高良杰,也没再问啥,又低下头接着扫院子。左右咣啷啷晃着水桶又下山去担水的年轻后生柱子,扭回头朝上打着招呼:“良杰哥,咋又敲开钟了?”

    “有事啊。”高良杰连忙笑着说。

    “有啥事?集中起来谈?噢,噢。”柱子一边溜溜达达摆着水桶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对答着,自顾自哼起歌往山下去了。

    又是一口凉气。

    西边山坡上有五六个老汉正牵着各自的驴马站在一处,议论着牲口的皮毛、膘情、牙口,有的还掰开驴马的嘴,侧着头看牲口的牙齿,指点着,评价着。听见钟声,他们只是先后往盘顶松这儿望了一眼,又相互说了点什么。

    钢的声音早已在山岭上消失,连一丝回音也没有了。

    高良杰脸色冷峻地站在松树下。钢的冰冷和坚硬都凝冻在他心里了。他站了一会儿,再次毅然举起钢钎,这次把集合钟敲了两遍,也敲得更响更坚决。他的手都震麻了。整个村子没有反应。那几个遛牲口的老汉正在朝更远处走去,听见钟声,只是在快拐过山坡的时候回头朝这儿望了望。驴和马伸长着脖子低头啃着草,被缰绳牵着拐过坡去了。

    “良杰哥,是你敲的钟?我还以为是小孩瞎敲的呢。”一个年轻妇女的声音,是下面另一家院子里的月琴在朝他打招呼。她穿着一件肩上打补丁的蓝花褂子,头发有些蓬乱地在脑后挽个髻,蜡黄憔悴的瓜子脸上露着善良又有些腼腆的笑容。见高良杰目光落在她身上,她下意识地理了理头发,麻利地抻展了一下褂子“是有事吧?”她仰着脸问道。

    “是。”

    “敲了这么多遍,咋还没人来啊?”月琴关心地问。因为替高良杰着急,她的腼腆消失了。

    “好长时间不敲了,人们不惯了吧?”

    “我帮你去各家叫人吧。”

    “不,不用。”高良杰连忙说道。

    看着月琴那憔悴的脸色和肩上那块深蓝色的补丁,他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二十年前,高家岭只有他俩在县城中学上学,高良杰念高中,月琴念初中。从村里到县城几十里,每次来回,两个人都相跟着。遇到雨后蹚水过河,他就卷起裤腿背她过去。她双手搂着他的肩,不好意思却又信赖地把头趴在他肩上。她那温馨的少女的身体,她在他耳根旁的呼吸和撩着他发痒的头发,都曾让高良杰感到冲动、亲昵。1963年,高中毕业了,他参军去了。她眼里噙着泪,站在人群里看着他戴着红花上了马车。几年的部队生活,擦亮了高良杰的阶级眼光:月琴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县政府的文书。1968年回村探亲时,他下决心和她谈了:他不能。月琴倚在树旁无声地哭了。她没有怨他,很快就和别人结婚了。她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对方成分好。她母亲早亡,父亲做主,给她招了个外地来落户的进门女婿。等高良杰回村担任支书后,领着清理阶级队伍,发现月琴父亲历史上还有疑点:有三个月的时间没账。马上立案,隔离审查。老头实在记不清也说不清几十年前的事儿,胆小,上吊自杀了。当然是“畏罪”接着又查出她丈夫隐瞒成分,不是贫农,是富农子弟,她丈夫经不住批斗,跑了,再也没回来。从那以后,她一个年轻寡妇咬着牙劳碌着,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直熬到现在。高良杰对自己过去所作的一切从没有歉疚过。但每次看到月琴在困苦中挣扎而对他无怨无恨,始终对他还怀着一种特殊的情分,他心中总是袭上一种复杂的情感,往往扰乱了他对以往自己所作所为的安然。

    “姐,”月琴的兄弟大成,一个已经二十岁的清瘦小伙子,听见她和高良杰说话,从窑洞里出来气冲冲地嚷道“你磨蹭什么呢,不吃早饭了?”他冷眼瞥了一下站在窑顶上的高良杰“放凉了吃不烧心是不是?”

    “队里要开会,良杰”看着被自己拉扯大的兄弟发火,做姐姐的小心地解释道。

    “关你什么事,又不是开你的会。他们愿意开谁的会,就开谁的会。”

    月琴抬起头很不安地看了看高良杰,想说什么,又看了看横眉怒眼的兄弟,低下头,迈着贴地面的小碎步悄悄回家里去了。二成叭地把一瓢水泼在当院,转身回窑洞去了。接着是砰的一声关门响。

    高良杰目光冷凝地站在那儿。

    村里再也没有什么对钟声的响应了。这就是自己拼死拼活为凤凰岭干了十几年的结果。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倒是少年时的那点情谊显得长久一些。这让他感到悲凉。他又一次感到左臂的空袖笔直地垂在身边,沉重地坠着。他感到后面有人,脊背上受到了目光的注视。他慢慢转过身来。准备下山的妻子淑芬牵着背书包的女儿站在后面,她无以安慰地看着他。他也默然地看着她。复杂的目光中,最后透出的是冷毅。逆境造就强者,这是他上中学时就记住的一句格言。

    他转身离开了盘顶松,顺着小路下到村里去。敲钟不灵,这不算什么。这既然是现实,就敢于承认现实。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就需要什么样的手段。

    一到下面村里,他发现气氛不对。家家户户都没什么人,院子空落落,门虚掩着,有的干脆挂着铁锁,狗在窑门前舔着舌头趴着,懒懒地看着他。但在表面的安静下,他却感到有一种不安宁的骚动。他没看见,似乎也没听见,但是他似乎闻见了,或者是皮肤在空气中感到了,脚跟在地下感到了。

    一声关门响,两个人正从上边的一个院子里顺着陡坡路急匆匆下来。老的一个是“小炉匠”那是那些年根据智取威虎山里的角色起的绰号,小干瘦,罗圈腿,哈哈腰,鼠眉鼠眼的,其实是个木匠。年轻的一个是小白脸,细细眼,叫白庆余,他的徒弟。两个人噔噔噔好像急赶着什么事似地下着坡,和高良杰打了个照面,站住了。

    “又出去揽活?”高良杰问。

    一瞬间师徒俩脸上都掠过一丝畏惧,那是高良杰过去熟悉的,也是让他感到满足的。“啊,啊下去一趟。”小炉匠的畏惧瞬间便消逝了,他应酬地笑了笑,含糊其词地朝山下指了指,就顾不上多说地让开高良杰又匆匆下坡了。白庆余也跟着走了。高良杰冷冷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人们现在的眼神都变了,都像喝了酒似的,充着血,放着光。一个钱字,把人们憋得上足了发条一样紧绷绷的。师徒俩是去哪儿呢?他们不是向左拐出村而是向右拐了。

    他突然隐约感到了整个村子骚动的方向,立刻转身跟着向下走去。

    贴着围墙一拐弯,差点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撞上。一看,原来是母亲。她和高良杰的哥哥一同住在高家岭靠山下。

    “妈,您这是去哪儿?”他问。老太太穿着一身平时舍不得穿的青布新褂子,伛着腰,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提着两瓶芝麻香油。

    “我上玄中寺去。”老太太牙已经掉光了,说起话来嘴唇往里凹着蠕动着,叨叨唠唠的不大清楚。

    “妈,您又去拜佛烧香。”高良杰有些生气了,这些年,封建迷信也泛滥开了,真不知道以后要闹成什么样子。老太太自己平时连粒芝麻也舍不得吃,可这几斤几斤的香油就送到寺里给佛灯添油去了。“您真的相信佛就灵吗?”母亲有些耳背,他大声说道。

    “心要诚,佛就灵。”

    “怎么叫诚啊?”

    母亲生气地不理他,低下头就要走。

    “妈,您这烧香拜佛为的啥呀。”

    老太太站住了,用拐棍颤巍巍地戳指着他:“为你。我还能活几年?为了保佑你。保佑你别遭报应。保佑你们子孙后代。”说着老太太用拐棍拨开他,一脚轻一脚重地走了。

    高良杰愣住了。自从听说他分到家的几只羊半夜被人偷走后,老人就一直不安神,说那是老天收走的,成天唠叨着高良杰这几年做事心太硬,伤害下人了,老天要报应。报应什么?老天的报应并不存在,人的报应却是现实而危险的。但他不怕。看着母亲一颠一颠地下山走远了,他收起恍惚的目光,毅然地转身朝山下这一片村里走去。

    骚乱的声音越来越近,他很快寻到了高家岭骚动的中心。

    这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部,一排六孔窑洞,三面土围墙,围着窑洞前方方正正的一个场院。听见院里一片人声鼎沸。一进院门,哄嗡震耳的嘈嚷声浪迎面扑来。他站住了。院子里聚满了激动叫嚷的人群。围成大大小小的几十堆,挤着,拥着,喊着,振着胳膊,涨红着脸,瞪着眼吵着,头发奓着,脖子梗着,青筋暴露着,有人还互相拽着衣领子骂着。高良杰一眼就看明白了:这是在分木器厂的财物。今年包产到户了,会木匠活的社员都各自出去揽活了,木器厂停了。小队里一直思谋着把财产分了,高良杰当然不同意。没想到今天他们瞒着大队先斩后奏了。一圈圈人群中,地上堆着电刨、电锯、成套的木匠家具、油漆、架板、圆木、板材,还有平车、手扶拖拉机、胶轮大车一律拍卖给个人。这时,只听见这一堆人在“五块”——“六块”——“六块五”——“七块”地“抬”着喊价,那一堆人是在“六十块”——“六十五块”——“七十”——“七十三”——“七十五”地“抬”着喊价,几十堆“抬”的喊嚷响成一片。

    只见小炉匠和徒弟白庆余从一堆人中满头大汗地挤出来,欠起脚四处张望着,喊着:“会计,会计。”

    会计是个红胖脸的年轻后生,高高站在胶轮车上,左手拿着账本和算盘,右手拿着笔,汗津津地四面招呼着,一会儿手拢在嘴边大声嚷着,一会儿手放在耳朵上吃力地听着。听见白庆余的喊叫,他用压倒其他喊声的嘶哑嗓子嚷道:“好,那套木匠家具,白庆余喊到头了。他出八十块,听见没有?八十块。还有人再抬价吗?没了吧?好,白庆余,那套家具归你们了。折价八十,账记上了。”

    小炉匠领着徒弟立刻把那套锯斧凿刨锛从人堆里抱着挤出来,满头大汗地放到院子一角贴墙的空地上。小炉匠病歪歪的黄脸老婆和十三四岁的女儿已经站在那等着了。他让她们看守上东西,又领着徒弟挤进包围着一垛木料的人堆中去“抬”了。

    有一堆人中,有两个人“抬”的嗓门极高,凶得可怕。

    “二百。”

    “二百?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三百。他妈的,你还抬不抬?”

    “你他妈的,四百。”

    “五百。”

    “他妈的,我一千。你还要不要?”

    “行,我不要了,你出一千吧。你别赖账。你不要你是龟孙。”

    “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我也不要。”

    “你他妈的不是成心捣乱吗?”

    “就是和你捣乱,就是不让你要成。”

    听见里边两个人劈里啪啦打起来了。人堆哄地涌动着骚乱开,又涌动着合上。

    在满院子的嘈闹中,一个中年汉子跳上胶轮车,站在会计身旁,他就是高家岭小队的小队长。他伸手向满院喊道:“大伙要什么都快点,痛快点。都一个村的,好商量。吵什么?分完了,赶紧拿上斧子锯儿,拉上骡马、平车上凤凰岭去。你们怎么还吵?不会静悄点?别吵了。看大伙上山没家伙才提前分,知道不?大队干部听见了,还不让分呢。大队”他一下愣住了,看见了站在院子门口的高良杰。被他训斥得稍稍安静下来的人群随着他的目光,也转头看见了院子门口站立的高良杰。他的挺直的一米八高的魁梧身材,他的笔直下垂的一只空袖,他的冷静而严肃的目光,都使人群感到一种压力。

    这是他们过去熟悉的压力。场院内一下子又静了一些。

    “准备上山哄砍林木?”高良杰走进院子,徐徐扫视了一下,抬头看着站在胶轮车上的小队长,严肃地问道。

    “这个”小队长叫田山发,有点不知所措地支吾着。

    高良杰非常敏感地知道:自己现在的权威,在小队干部心目中虽然不及大队干部,但还胜过群众。他要先收拾住小队长,才能控制这个场面:“谁的主意——把木器厂都分了?”

    小队长有些惶窘地朝下面看了看,又瞧瞧高良杰,抓了一下头皮,支吾道:“嗯,没有谁的主意。”

    高良杰的目光早随着小队长的眼睛落到胶轮车旁站着的一个人身上,那是木器厂原来的会计,叫古尚德。身躯稍显高大,背有些驼,脸色苍白浮肿,整个人有股松松懒懒的病态。高良杰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仍抬头看着小队长:“那就是你的主意了。”

    小队长难堪地、不否认地抓抓头。

    古尚德在胶轮车旁的人群中抬起头,说道:“是我给队长出的主意。”他的眼睛迎着高良杰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闪烁着。

    高良杰这才把目光直落向他,古尚德的自招自认正如他所预料:“你怎么能出这样的主意呢?”他温和地批评道。抓住古尚德这个软包,他对于一步步控制住局面更有自信了。什么事都要先易后难。古尚德是个圆滑有点子的人,但又是最怕事的人。1957年因为戴右派帽子从县木材公司下来,历次运动都筛他一回,把他的胆都筛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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