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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头几天是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整个澳新军被围困在不到两英里长和一英里五分之四宽的海滩区域。
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八个营和三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澳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约国部队，确确实实在对着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发现他们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两千之数，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
从山上下来的军医，把不计其数的伤兵运到混乱的伯德伍德的海滩。许多伤员被从这艘船移到那艘船，只是被告知说医生和工作人员带了全副设备和yào品供应已经动身来岸，他们的痛苦就拖延了下去。
到4月26日，有一万六千多名澳新军已经登陆，被丢在较低的斜坡和山脊上。将军们和列兵们都住在比邻的地下掩体里，分享同样的紧急口粮。土耳其军的不断炮击，有时阻扰但没有终止澳新军的新接替人员缓慢地爬上斜坡。一直到4月底，赞德尔斯将军都不发动他的主力进攻，宁愿看看协约国如何部署。在协约国企图组织他们杂乱的兵力时，赞德尔斯开始选择他的反攻阵地。
赞德尔斯于5月5日对南面滩头阵地开始主攻，但土耳其军迅即被得到两个新来的旅支援的澳大利亚军击溃。为了摆脱被阻塞的滩头阵地，亨特-韦斯顿企图在5月6日进行突破，但被猛烈的抵抗所止住，双方流血很多。汉密尔顿将军亲自指挥，但情况并不好些。三天ji战，包括反复的白刃战，协约国所付的代价是部队的三分之一死伤；而土耳其军依然控制住高地。
当炎夏于5月来到加利波利时，疟疾和痢疾开始使死亡增加。最ji烈的一仗于5月末告终，小小战场布满了八千名土耳其和协约国死者的坟墩，使空气中充塞了恶臭。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时疫，伯德伍德将军在其医务工作人员敦促之下，要求和土耳其军实行安葬休战。5月24日，扯了一面白旗，暂停战斗九小时，那时教士、医生和安葬队一起来消除这一威胁。
简短的停战差不多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参加安葬的人都戴了白臂章，禁止携带望远镜、武器或窥伺堑壕。除沿着全线停火外，所有在堑壕里的部队，都不把头伸到胸墙之上。归还敌人的步枪都要取去枪机，但这个不严谨的协定双方都大方地没有执行。当敌对双方在狭窄的无人地带会晤时，紧张不安的气氛弥漫于前线。有些堑壕只相隔三十英尺。澳新军和土耳其军默默无言地开始挖掘深沟或公墓，但不久双方就互敬香烟和用蹩脚的土耳其语和英语打趣起来。双方偷偷摸摸地相互刺探防务。在检验尸体身份时，军官们小心地注意堑壕和警戒系统的配置。传说基马尔穿了中士制服，在邻近澳新军堑壕的地方，和安葬队一起工作了九小时。在分手之前，许多人交换了口袋里的杂物。
在下午三时左右，最后一个死者被慢慢放进安葬的堑壕里，这时一声枪响冲破寂静。在这不安的片刻，安葬队除呼吸外，停止了一切行动，恐惧地意识到他们是处在双方对着他们的几千支步枪中间。没有再听到第二枪，于是人们转过来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握手道别后，在傍晚时候每一方回到了他们的堑壕。几分钟后，在土耳其防线的某个地方一支步枪开火了，战场上又再响彻了枪炮声。
在协约国集中力量在陆上打仗的同时，在5月底前，敌人的海军舰只击沉了三艘英国战舰。一艘土耳其轻型战舰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溜进达达尼尔，以鱼雷击中了“哥利亚号”两周后，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胜利号”一天之后“威严号”遭到了同样命运。地中海的潜艇活动使协约国惊慌起来，特别是法国。他们担心几艘战列舰的安全，命令它回到一个英国港口。
随着装有十四英寸大炮，能够行驶而不怕水雷的浅水重炮舰的到达，英国在达达尼尔的处境改善了。英国潜艇也进入海峡，驶进马尔马拉海和君士坦丁堡港，使土耳其航运遭受重大损失。一艘装了六千名部队的运输舰，在港口就被鱼雷击中。土耳其的损失，计有一艘战列舰、一艘驱逐舰、五艘炮艇、四十四艘轮船、十一艘运输舰和一百八十五只帆船。英国为这种破坏所付的代价，是在派来的十三艘潜艇中损失了八艘。
8月初，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两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它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土耳其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英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
到了协约国决定进攻时，赞德尔斯已经赢得时间，从博拉伊尔全力ch抽调了两个师到萨里巴伊尔山脊来，协约国以为这个地方是由登陆时退却的薄弱兵力防守的。在他们认识到优势不在他们这方面时为时已迟，但他们顽强地继续打了差不多五天之久，然后停了下来。由于高地的狙击手和炮手很快削弱了他们的队伍，在海滩上的生活是难以容忍的。8月间，协约国的伤亡在四万人以上。
9月，两个英国师和一个法国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
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二十四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二英尺。那些住在澳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倾盆大雨使沟壑和溪谷成为咆哮的奔流，冲下了以吨计的泥浆、死了的土耳其人和驮畜。
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土耳其人。双方可能各有五百人淹死在堑壕里。其他人冻死了。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就逾五千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协约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丘吉尔外，在伦敦或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
在撤离期间，预计会有很大损失，即使不是灾难的话。10月，汉密尔顿将军担心“认为撤出加利波利而不致损失总兵力的一半，那是不智的”然而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门罗将军，主持这次撤退并于1916年1月9日完成，竟无一人伤亡。从每个旅到人数最少的梯队，都是按照他们同四个上船码头的远近，排定撤退时间的。六人到十二人一个小组，列成纵队越过几十条小沟渠，每组殿后的人往往是个军官，由他留下定时导火线，爆炸坑道中的地雷。没有灯火，也不准吸烟，士兵们以坚定的步伐按一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赶路。
每一单行不停顿地向指定码头进发，脚步声被一条用沙袋铺的路捂住了。将军们和列兵们都挤在机动驳船里，每条驳船装四百人。小心的点数保证不使一个人掉队。唯一的声音，是带着战败的回忆朝大海行驶的驳船发出的阵阵颤动声。土耳其军完全被蒙住了，他们继续向空空如也的堑壕发射榴霰弹和子弹。
关于敌人对这个计谋的懊恼，那时不在这个半岛的穆斯塔法？基马尔说得很清楚：“要是我在那里，要是英国人真的那样溜走而没有损失，我将把我的脑袋打得开花。”但他的德国盟友欣赏这次军事行动的技巧。福斯报军事记者发出的通讯写道：“只要战争不息，苏弗拉湾和澳新军的撤退，将在所有战略家眼中，成为前所未有的杰作。”
1915年，差不多有五十万协约国士兵被运到加利波利，伤亡人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远征军包括四十一万英国部队和七万九千法国部队。英国伤亡人数共计二十一万四千，法国为四万八千，协约国伤亡总计二十六万两千人。土耳其军参战的至少有五十万人，据官方记载，有二十五万一千人遭受伤亡，但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其他估计协约国伤亡人数的数字要高得多，但不管怎么说，虽然协约国伤亡惨重，但土耳其陆军也损失了不少精锐，在未来的对土耳其的战役中，联军所冒的风险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