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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一会说免役法害民无端“民情不便”一会又说老百姓对免役法已经习惯了“人情习熟”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缠夹不清，让人看了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被章敦揪住痛加抨击，经常给搞得下不了台，而同为旧党巨头的苏轼、范纯仁、吕公着等人都认为免疫法并非一无是处，不能轻易罢废，司马光顽固不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得了个“司马牛”的光荣绰号。
他自欺欺人的把差役法的优点列举了一大堆，说什么“自古农民所有，不过谷帛与力”老百姓有几袋粮食，有把子力气，司马光便说成是“取诸其身而无穷尽”总之草民百姓服役天经地义，生下来就是要给官府无偿干活的，最后提出“为今之计”“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命令县级官员“限五日内”罢尽免役，强行将免疫法罢废。
可笑的是，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后不久，知道自己做下弥天蠢事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好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这就不是君子所为了。
王安石收免役钱是为了花钱请人服役，司马光已经恢复了差役法，却仍要收钱，就纯是为了收钱而收钱了。
而且所收钱数，比免役法更甚。为此，司马光受到了章惇的无情驳斥：现在收取助役钱，比之熙宁年间“尤为刻剥”
屡次被章敦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司马光终于恼羞成怒，讲道理讲不过，便指示台谏群起弹劾章敦，刘挚、王觌、朱光庭、王岩叟、孙升交章击之，高太后根本不管道理如何，只知支持自己的偶像司马光，终于硬将章敦贬出汴京。
结果此例一开，旧党群势汹汹，抛开君子面纱，拿出流氓嘴脸，对新党展开全面猛扑，大搞人身攻击，指斥新党诸臣为奸臣，蔡确，韩缜等人皆被赶出朝廷。
就此，旧党君子们用最流氓的方式掌握了大宋的政权，此时的司马光心中已经没有国家公义，只有私怨。
后来他甚至疯狂到想把神宗朝十几年来无数将士血战收复的所有国土，包括整个熙河路，兰州、会州、绥州等数千里江山全部再割让给西夏，将双方国境线恢复到仁宗朝时期的情形，幸好旧党其余人等精神还算正常，怕背上万世骂名，没敢附和他这卖国之策。
之后，司马光终于眼看着他的政敌们一个个被流放到外地，胸中怨气终于抒发出来，在狠狠的折腾了朝政一番之后，他也没提出任何治国之策，就心满意足的死了。
仿佛他回朝的这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是为了来向新党报仇的，至于国家是否禁得起这样的折腾，并不在这位以“社稷臣”自居的“君子楷模”考虑范围之内。
这位编了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曾经自嘲天下将此书从头至尾看过一遍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不知他看到唐代牛李党争，再对比自己的行为，会作何感想，之后元佑年间，朝廷尽是旧党天下，行事已经极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哪怕新党说狗屎是臭的，他们也非说是香的。
有了司马光这个恶例之后，旧党对新党的迫害打击堪称是无所不用其极，新党已经被全体赶出朝廷，仍不罢休，坚持要斩草除根。
于是又炮制了堪称是宋朝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此案堪称是宋朝建国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打击力度最大、手段最卑鄙恶劣的一次政治迫害，是旧党对新党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政治总清算。
其罗织罪名、扑风捉影、诛连无辜堪称史无前例，新党有份量的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蔡确因此最后死在岭南贬所，朝野震动。平心而论，蔡确生前惯于玩弄权谋打击异己，此次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算报应不爽。
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宰相的人，便是贬出朝廷，依照惯例也是择一大郡牧守，算是寄养天年，最差也不失为富家翁，如王安石罢相便是判江宁府，总要不失朝廷体面，此乃宋朝祖宗之法，实为优容士大夫之意。
盖因士大夫之间再如何争斗，那也是“君子之争”胜利者对失败者不会赶尽杀绝，而蔡确一朝罢相，竟给贬死岭南，死因更是不明不白，实是大宋朝开国以来头一次。
新党诸人看到蔡确下场，未免都有兔死狐悲之感，对于旧党的怨恨，也已经变质。因为这不再是政见之争，而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若是旧党继续得志，谁也不知道新党剩余诸人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步上蔡确后尘。
而旧党整死蔡确之后还不罢休，大肆兴起株连之风，开列名单，一是所谓蔡确亲党，有章惇、蒲宗孟等四十七人，二是所谓王安石亲党，有吕惠卿、蔡确等三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