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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抛开史可法死守扬州，以至为明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尽忠的华丽外衣，史可法留给我的印象却只能是四个字：平庸、无能。明思宗庄烈皇帝平生看人走眼无数。
但是我不得不说在史可法问题上，庄烈皇帝却并没有走眼。史可法这个人如要他不惜血溅朝堂，保护崇祯年幼太子继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一个社稷之臣。
但是要他临机决断，扫平宇内，做一个中兴之臣就超出了其能力范围了，所以庄烈皇帝在明朝风雨飘摇，大明如日薄西山之时挑选南京留守诸臣时把史可法排名第一是有道理的，如果太子真的能顺利南下，史可法就是太子顺利继位的最有力的保证。
可惜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并没有因为皇帝而给面子，最终，庄烈皇帝和他的儿子们被李自成一锅烩了。
而史可法也陡然被赋予了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其结果不过是再次印证了无人能负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这一不知道是东方还是西方或者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谚语。
在庄烈皇帝以及其直属继承人无法南渡的情况下，作为南京留守群臣第一要务就是马上重新选定新的明王朝的君主，而史可法作为第一重臣在这里就变得举足轻重了。
而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史可法与后来被认定位南明第一奸臣的马士英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存在了严重的私心。可以说是马士英与史可法共同种下了南明短命的第一颗种子。
根据顾城大家的南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有资格继承大位的明王朝宗室的名录：“以血统亲近而言，崇祯帝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子、孙还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瑞王朱常浩原封汉中，李自成军入陕他逃至四川重庆，甲申六月被大西军处死）。
神宗兄弟的儿子则有潞王朱常淓。按照封建伦序观念，自然应该首先考虑福王、桂王、惠王。
而在福、桂、惠三王中朱由崧又处于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第一，三亲藩中福藩（即老福王朱常洵）居长。第二，桂、惠二藩比崇祯帝高一辈，不如朱由崧援引“兄终弟及。”
（实际是弟终兄及）继统更为适宜。第三，桂、惠二王在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部进入湖南时逃往广西，距南京较远，福王却近在淮安。福王朱由崧在伦序和地理上占了明显的有利地位。”
对于南明王朝来说重要的不是立谁而是要快速的确定君王，以稳定因庄烈皇帝之死而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以及地方上因为局势动荡而蠢蠢欲动的拥有军队的总兵们。
事实上当时许多大臣以及有识之士都认为立福王不管是血统上、距离上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也看出了立君宜早不宜迟：淮抚路振飞“遗书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谓伦序当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
刘城上阁部史公书中说：“自都门失守，大行皇帝凶问频传，虽所传不一，大略颇同，公率先诸臣奉迎福藩殿下，临莅南京，此中外臣民之愿也。”下文说他见到的诏旨仍用监国名义“未有御极之意。”他极力主张应该“早上尊号。”
理由是“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议。
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
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说章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
“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监国，人心乃定。”与此同时，东林党等所谓“清流、大儒。”
（关于东林党我会在绣像系列中写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因为福王祖母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
而神宗时期清流倒霉时候几乎都有郑贵妃的影子，由此害怕福王继位会大搞“翻案风。”造成东林党政治上的失势，也为了所谓的“定策之功。”
由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领衔，捎带着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以“立宪。”
为名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一时间南京城被党争搞的乌烟瘴气。读史至此，不由感慨万千，明朝局势危若悬卵，这帮人还有心思在南京搞党争！
与当时在北京虽然也搞内斗但是却还分得清轻重缓急得满清相比，明朝不亡，满清不兴才真是没有天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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