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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杜如晦是颇为好奇的：
“不知后世军制如何？”
李世民浸淫战阵多年，对此反而不是很关心：
“无论何种兵制，最终不过都是求士卒敢战之心。”
“贞观府兵强悍，那也是强在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将帅敢为先，为国不惜身。”
“能做到这些者，无论府兵募兵，皆为劲卒。”
“做不到者，空有军府，亦是无用。”
既是对杜如晦的回答，也是李世民的自问自答。
此时李世民想起来的后世那军卒前冠以人民之名，想起来这后世军队能对着天灾而行进。
他倒是隐约间明白了一点，更是想起来了很久之前的一次自问：
“何为强军？”
李世民自问自答道：
“道者，令民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李靖对孙子兵法称得上是倒背如流，此时与目有懵懂的苏定方解释道：
“孙子谓曰，强兵致胜有五法，一曰法度严明，二曰将帅智勇，三曰通晓地利，四曰能得天时。”
“此四者，皆不难，陛下所言乃是第五。”
李靖一开口，苏定方就想翻白眼了，这还不难？
行吧，对您老来说可能确实不难。
苏定方也记起来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之言。
正因为是开篇，所以往往被人忽视，都去研究后面的谋攻、兵势、虚实、军争等等了。
孙子说的简单，但苏定方也明白过来：
“这五曰得道，何其难也，谁能做到？”
民上同意，即士卒百姓与君主同一个意志，这样军队就能生死不惧。
按光幕说法，贞观年间的府兵也不过是为军功而战，跟得道差了老远。
杜如晦同样也想起来了那支对着天灾冲锋的人民军队，轻叹一声道：
“后世之军，即为得道之军。”
苏定方和李世勣不太能相信。
李世民笑笑表示理解。
【因此，唐军战斗力的下滑和府兵不府兵关系不大，跟李治关系比较大。
李治一看老爹募兵效果很好，也有样学样。
但不同的是，李治的募兵战斗力越来越差，健壮的募兵越来越少，后期甚至出现过征的都是老弱都还征不满的情况，与李世民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刘仁轨看不下去了，上奏疏给李治阴阳了一顿，他总结了一个关键时间点。
显庆五年，即公元660年。
这一年苏定方平葱岭三国，班师回朝，随后在封赏上，李治做了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儿：
对远征军阵亡的士卒，不再授功，也不再过问。
贞观年间士卒敢效死命的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身死，只要立功了，这份功劳也能遗泽到家人头上，李世民时期还会派特使慰问死者家属，祭奠阵亡将士的英灵。
对于这些福利，李治通通取消了。
而后来，到了平百济、围平壤的时候，李治变本加厉，不仅战死者没有奖赏，活着的也会被克扣军功。
因此660年后，唐朝每次征兵的情景就跟李世民时期反过来了：
身强体壮、家有余财、在官府有关系的人，会努力上下打点，东躲西藏，只求不被征兵。
没钱走关系的人，即使是老弱，也要被强行募入军伍。
这种情况下唐军战斗力怎么可能不下降？
高宗一朝，每战必募兵，而且募的越来越多，就如大非川之败后，李治很可能就是痛定思痛：
朕募的兵还不够多！
于是一股脑募了三十万人出来交给裴行俭，就是怕输了。
也就是当时裴行俭确实有水平，把三十万大军安排的井井有条。
不然换个别人，还没等跟突厥开打呢，这群素质参差不齐的唐军自己就有可能先把后勤弄垮了。
而李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小气呢？因为他留着钱有大用：
他要代父封禅了。
高宗和武后的封禅大举从664年开始准备，一直到666年年初才正式封禅。
这一趟行程堪称是大唐开国以后最为浩大的面子工程。
仅仅封禅一个月后，直接把国库干废的李治正式下令：
铸新钱，废旧钱。
他要与大唐百姓抢钱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