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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天目此刻身在天津。这段时间，他正在做一桩倒卖法币和黄金的生意。
早在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便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收换办法》，将法币和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制定，严重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当新的货币投放市场，中储券的购买力则被严重高估，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数倍。最初，有人从重庆飞往上海，无意间发现，手中的法币竟成了硬通货。在重庆理一次发的费用，在上海高级理发店能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竟可以在上海的高档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会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南京等地，不少政府要员与商人勾结，做起了专门兑换法币的买卖。大量法币充盈市场，物价随之飞涨，法币信用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以南京城为例，最基本的生活物资，比如稻米，竟暴涨500倍之多。
法币贬值后，黄金、银元、美钞竞相登场，成了人们赚取利润的最可靠商品。仍旧是那一批人，仍旧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着倒买倒卖的生意。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开始在市场上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对于遏制通货膨胀，虽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其后膨胀的反弹，却令人发指。其时贬值速度已不能按早晚市价的不同来考证了。而是要按钟点来计算。比如机关职员领取工资拿到金圆券后，要马上兑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稍有延迟，即要蒙受巨大损失。普通百姓很难兑换到金银，便以抢购东西以作弥补。为此抢购风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甚而逆天般以推脱自己商品质量不好，来阻止顾客的购买。赔红了眼的顾客却不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据说抢购风最盛时，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起几盒青霉素。店主惊问：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那苦力答：管他娘的，反正比钞票值钱就行。还有另外一个笑话：食客去饭店吃饭，先问了面条的价格，等吃完后付费，老板却告知他，这碗面条，已涨到三碗的价格了。食客自然捣乱。那店主说，谁叫你早不付钱，偏要慢吞吞等吃完再付。
这些笑话，都是在飞机上，或行乐时，马天目听“黄金团”成员所讲。这些人由最初零散的个体，到最后组成了这样一支互通有无的团队，大家一同购买机票，相互分享各自掌握的信息，又自己冠名为“黄金团”。他们从倒卖法币开始，先后倒卖过黄金、银元和美钞。从上海、南京、武汉，渐至转移到北方的各大城市。每一次转移，便说明他们先前去过的那个城市，物价已不再平稳，历经了通货膨胀的洗劫。有人打趣说，咱们这个“黄金团”，简直就是“蝗军团”，所过之处，无不哀鸿遍野，赤地千里。也有人聊以*说，即便没咱们这些蝗虫，也经不住有政府这只大蝗虫啊！随着生意阵地的转移，“黄金团”最后莅临了天津。这个时候，这些身体劳困，却数钱数到手软的“黄金团”成员们，已能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枪炮声了。
在天津，马天目与苏鸿偶然邂逅。
他们是在一场舞会上相遇的。二人借故出来，找一个僻静处说话。提起“平西”的分离，自然唏嘘不已。当听说马天目从重庆过来，苏鸿问马天目：你和你爱人现在在一起吗？
马天目起初不答，后来问：你见过她？
苏鸿便把自己在成都同江韵清偶遇的事讲了一遍。最后不无遗憾说道：你送我的那支钢笔，也算物归原主了。只是无形中给她带来伤害，讹传了你“牺牲”的消息。说到这儿苏鸿不禁俏皮地笑了，大家都以为你死了，谁能想到你还活着……活着便好，即便误传一百次，我想她都会庆幸这最后一个结果的。
马天目苦笑起来，淡淡说，我们已不在一起了……
你开什么玩笑！
真的，她嫁了人，就是听说我“牺牲”之后，她嫁给了别人。
苏鸿瞪大眼睛，不由顿足捶胸道：都怪我，怪我多嘴多舌。
马天目说，怎能怪你……
对于马天目此时的身份，苏鸿自然有些疑惑。当问起马天目现在作何工作时，马天目简要介绍了一下“黄金团”的由来。并说，这些人，每做成一笔生意，都要花天酒地挥霍一番。战争给了他们一个大发横财的机会，有人竟祈愿战争不要尽早结束，真应了那副对子——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我只愿我赚到的每一分钱，能变成我们战士枪管里的子弹，尽早结束这场可恶的战争……
苏鸿接话说，快了，离我们胜利的日子已不远了……我也是刚刚调来天津，组织上让我利用家在天津的便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迎接解放军攻城……要不，你不要走了吧。留下来，我们一起，来迎接天津的解放。
看着苏鸿殷切的目光，马天目审慎地思虑着什么。
苏鸿问：你忘了当初在平西，你同我说过的话了？
马天目一愣：什么话？
苏鸿已没有了当初的羞涩，看定马天目说，你不是说过，如果当初我们见过面，如果……你是愿意娶我的嘛。
苏鸿的话一目了然。而此时两人的身份，也有着结合在一起的必然。一切似乎水到渠成。想起在平西根据地时，苏鸿为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马天目望着她，点了点头。说，我做期货生意这一工作，看来也已行将结束。但应该向组织上请示一下，看有没有另行任务委派给我。我们两人的事，是不是也该和组织征询一下意见，然后再结婚？
苏鸿说，我等你。
还未等马天目离开天津，那封由唐贤平托古老板捎来的信便转交到他的手中。
他去向苏鸿辞行。而他的辞行，只被苏鸿理解为恋人间普通的道别。却不想马天目迟迟疑疑对苏鸿说，苏鸿，我不能同你结婚了，真是对不起。
苏鸿以为马天目像当初互换婚帖一样，在故意羞辱他。柳眉倒竖问：为什么？
马天目一脸沮丧，把信中内容对苏鸿复述一遍。最后不无委屈地说道：一切都是误会，江韵清听到你传给她的消息，这才嫁了人。可现在她所嫁的丈夫，已经死了。更为重要的是，江韵清经受不住这轮番的打击，如今精神失常，寄居在亲戚家中，无人照料。我不能丢下她。无论从道义和情义上讲，我都要把她接回我身边。
苏鸿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心里一阵阵发虚。只觉得自己运气如此之差，好像在被老天故意捉弄。却不好表示什么，只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脸上堆了笑，嘴里催促道：那你快走吧。以前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别笑话我就成。
马天目迟疑着走出门来，觉得实在对不起苏鸿。扭头回望时，见苏鸿倚在门口，偷偷将他打量。一张略施粉黛的脸，已被滂沱泪雨冲得稀里哗啦。
此时的昆明，正是鲜花竞放的季节，位于三节桥靖园新村附近的樱花开得正盛。这是一条相对僻静的马路，街道两旁的二层小楼遥相对应，几乎被绿色“爬山虎”覆盖。每幢楼前置有一块宽敞草坪，漆成白色的半人高栅栏，只做装饰之用。这条街上的住户，大多是昆明军政界的高官。被樱花掩映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色匆匆的路人。除早晚上班时间，可见窗口遮着布帘的小汽车缓缓驶过。街上走着的，大多是出门买菜的佣人，弯腰驼背的花匠。逢到家眷们准备上街闲逛时，必定是前呼后拥的样子；有穿便衣的侍卫跟在身后，抱孩子或提东西的是女佣。而女眷们则会打了阳伞，将自己的脸遮在阴影里。这个季节的昆明虽气候宜人，早晚温差却大。接近中午的光照强烈，而雨说下就下。出门带一把伞，既防晒又防雨，是每次出门前夫人们都要必备的。
这天吃早饭时，江竺清还没有上街的打算。儿子被邻居家的小孩招呼着，撂下饭碗便踢球去了。楼下的草坪上，不时传来他们的欢叫声。唐贤平虽已出差几日，但家里仍旧显得有些烦乱。楼下的某一个房间里，又传出“滴答”的接发电报的声音，并伴有桌椅被挪动的声响。江竺清感到心烦，但这种心烦却使她无处可告。
随着云南警备司令部的撤销，保密局派驻云南站等中央机关自然也跟着一并撤销了。唐贤平本想等来一个离开云南的机会，但毛人凤却指定他继续留在这里。只是要求他把站部组织缩小，把已暴露身份的特务撤走。而暗中，仍要加强对卢汉的监视……为此唐贤平恼恨不已。但又一想，如今时局动荡，即便离开云南，哪里又是稳妥的安身之处？便抱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把缩编后的特务机关搬到自己家里。二楼除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外，余下留出来让家人居住。他挑选出的几位精干人员住在一楼，当做办公场所。一台小型发报机安置于一间密室，日夜保持同台湾联系。他此时的公开身份，是国防部驻云南区的特派专员。自从那几个还算懂事的年轻人住进来之后，家里显然再没有消停过。有时半夜，还能听到发报机的“滴答”声响。为了不扰乱家人休息，大部分时间，唐贤平一人睡在那间办公室。有时半夜三更会被喊起来，签署命令、开会、布置任务，搅得别人无法安宁。
江竺清一边整理房间，一边向门口张望。见婆婆正坐在走廊里的一把藤椅上，戴着花镜，手拿一本线装书。她的身边站着江韵清，手扶藤椅背，和婆婆靠的很近。外人常把婆婆和江韵清的关系搞混。以为江韵清是婆婆的亲闺女，甚而比江竺清这个做儿媳的，关系还要亲近一层。说起这层关系，江竺清心里竟是有些“嫉妒”的。但嫉妒归嫉妒，江竺清却无时不感激着婆婆。当初在重庆，三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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