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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贼也。”
也是在那一年（373年），桓温因病去世，时年六十二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桓温想要的，不过“加九锡”而已。但由于谢安的敷衍，未能如愿。
据载，桓温以为简文帝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也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证据在于写给其弟桓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遗诏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
不满意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说桓温想要“遗诏传位”，却也是子虚乌有。中国封建历史两千余年，从未有过皇帝遗诏传位给大臣的事情发生。那么，这种二二的想法从何而来呢？如果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东晋帝国的三军统帅，权倾朝野的桓温，在思考国家大事的时候，居然萌萌哒！
从史书中来！
纵观桓温一生，攻灭成汉、西取巴蜀；北伐关中，兵临灞上；大破姚襄，收复京洛；再攻关东，功败垂成；主持土断，压制门阀；论文治武功，东晋一朝无人能及。
是想当皇帝的，但终究没有去做。可是，天下欲称王称帝者不知凡几，为什么单单要骂桓温！
或许，只有真的做了，而且做踏实了，也就无人敢骂了。
桓温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成语典故，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本人：
他的谋主是“入幕之宾”郗超；他的妻子对情敌“我见犹怜”；连他的主薄也善辨美酒，管好酒叫“青州从事”，劣酒叫“平原督邮”。
他在行军路
上，怜悯因思子而“肝肠寸断”的母猴，处罚捕猴的士兵；看到昔年亲手植下的柳木，长叹“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竟至泣下。
他是天下知名的孝子，为父报仇枕戈泣血整整三年，曾自解权柄为母送葬，却又在绝壁天悬下高呼“既为忠臣则不得为孝子”。
腐朽高门不喜欢桓温勤于军政，却短于玄谈和经学，骂他是“老卒”，于是就有了“我不为老卒，尔辈安得高坐？”之高论。
他以豪杰自许,以功业自励，称大逆贼王敦是“可人”，也曾自比刘琨，只因同样有荡涤中原之志。
他从不遮掩自己的野心，以晋帝国奠基之祖司马懿为偶像。在奢靡之世，他俭约自苦，每次宴饮仅以茶果待客，一生所求唯有梦想。最终喊出了那句中国历史上最具真性情的名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几十年来，他的幕府名士众多，太尉郗鉴的孙子郗超是他的谋主，谢安的长兄谢奕经他举荐为方镇，王导的孙子王珣为他主簿掌管军中机务，甚至后来的北府军创立者谢玄也给他做着参军，连大宰相谢安自己也曾拜在桓温府上。
世家大族之所以制衡桓温，只是希望尽可能维持贵族虚君制，以便使自己家族的利益能够最大化。从不当真对司马氏有什么忠诚，更没有人愿意为晋帝国的社稷殉葬。谢安们不过是号准了桓温不想撕破脸，才敷衍了事。一边明面上不合作，一边早早便让家中子弟在可能的桓氏新朝谋求出路。
清流领袖谢安见桓温而行君臣大礼，用“君拜于前，臣怎可揖于后”，忿然表示对司马昱沦为权臣手中木偶的不满，并在多年后仍讥刺司马昱这个“先帝”除了会清谈、只配比于痴儿司马衷。一句“简文（司马昱）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如此，盖棺定论。
桓温死后，并没有将桓氏基业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交给了一直主张对朝廷恭守臣节的弟弟桓冲。
十年之后，正是镇守荆州的桓冲率领桓温一生经营的西府军，和代表中枢的谢氏北府军精诚合作，打赢了实力悬殊的淝水之战，令如庞然大物一般的前秦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进而兵锋直抵黄河，一举收复河南，建立了自永嘉南渡以来东晋帝国空前之武功。
千百年来，多少人嘲笑桓温欠缺后辈赌徒的胆略和勇气……。
他当然想做帝王，想做的却是一个凛凛然有生气、为后世留下各种佳话逸事的名士帝王，而不是彻头彻尾只为利益驱动的政治动物。
他当然想驱除胡虏一统河山，但是想恢复的却是名士风流的太康盛世，而不是法吏当道的秦汉帝国。
哪怕内心洞澈、世事通明，行事亦未必非要人情练达，偏要任性恣意书写华章，世俗权位和功业皆我欲也，精神上的华贵崇高同样亦我欲也。
“越石已矣，千载而下，犹有生气。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秉承着刘琨一样的魏晋风骨，千载之下栩栩如生，桓温亦是如此人物！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