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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九十年代后半期，在乡镇工作的乡干部，工作基本分“中心工作”和“常规工作”。如扶贫攻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护林防火、防汛救灾、指导生产、维护治安、调解纠纷、整修公路、民政救济等工作，基本上由县里相关部门安排下达任务，由乡镇实施，这些工作属于常规工作的范围。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三提六统”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这两项工作是全体乡村干部都有责任的“中心工作”。乡镇党委、政府分派给每个干部一定的“中心工作”，每个乡干部联系一个村来包村，这个村的工作就与包村干部的考核挂起钩来，干部的奖金补贴，称职考评甚至前途，与自己所联系村里的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土地管理、殡葬改革等工作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包村的业务工作就是指导村级财务收支，农村经济统计等工作，当时很多时候由于上级对乡村投入不足，乡村不得不依靠向农民收取税费甚至是罚款来维持乡村的运转和发展。
当时农民负担五花八门，比如对教育的投入，国家财政基本只能保证国办教师的基本工资，而学校建设、民办教师的工资以及学校的运转等，不得不依靠乡镇统筹中的“教育费附加”和向学生收取学杂费来予以保证。其他的如卫生事业、乡村公路建设等等，国家投入也是远远跟不上需要，以至于乡村不得不向农民集资摊派。农业税也采取实物缴纳货币结算的方式，农民秋收后，村干部就动员农民们把粮食交售到国有粮站，用来抵扣农业税和提留统筹款。农民承包土地要缴纳三部分钱：农业税，是交给国家的；提留款，是交给村队集体的；统筹款，是交给乡镇政府，统筹用于乡镇教育、卫生、广播等公益事业的。除承包土地缴纳上述三项费用外，往往还有集资款项，村里修整学校、田间路、乡村级公路集资等等，按照劳动力来摊派义务工，这些税费、集资，统统属于农民负担的范畴。农业税和提留统筹的收取，是有时间要求的，税费的收取，对于乡镇政府来着是一件大事。所以，乡镇对村和驻村干部都施加了比较大的压力。农民把公粮交到粮站后，粮食款并不直接给农民，而是结算到了农经站，再由农经站结算到各村，由各村结算到生产队分到各户。农经站收到钱后，通常先把农业税划到财政所，以保证完成上级的任务。至于交售粮食不足税费的部分，为了完成乡镇下达的任务，很多村都采用向合作社、基金会贷款的方式来应付。到年底的时候，再向农民收取、结算，因为这个时候打工的人大多回到了老家，收钱相对容易。对于一些缴不了税费的“钉子户”，乡村干部也会采用扒房拉猪赶驴的手段。
平时除了催粮催款，*引产的计划生育主要抓育龄妇女的安环、*、引产、结扎和普查（查环查孕）工作，县里会根据育龄妇女和已生育妇女的情况，给每个乡里分派安引刮扎查任务，乡镇必须落实。每个村、每个干部都有责任。乡里把安引刮扎的数量分配到村里，村干部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自己村里的育龄妇女和该安引刮扎的人员带到乡里，由计生服务站统一检查和手术。乡村干部完成这些计生任务，是有一定奖励的。但是乡里是给村里一定奖金的，作为驻村干部，也可以参与村里奖金的分配。在计生工作重点月份，以及在年底，收取超生费，就成了乡镇的一项重要中心工作，乡镇财政，差不多一半来源于超生罚款费。
李子林帮金玲收拾完地里的活就匆匆地到乡里了，近来乡里的工作任务特别繁重，冯世昌书记多次到他乡里调研，不单是因为杜毅夫担任过他的秘书，而是这个乡的特殊地理情况，区域大，农民多，外出人口多，扶贫攻坚工作任务重，尤其是农业生产工作一直是全县最后，出现了好多村民摞荒弃种的情况，再过二三年就要开始了二轮土地承包，如果不掌握了农民的问题，工作上将会很被动的。
冯世昌书记在乡里领导和包村干部陪同下走访了几个村，眉头越皱越紧。好多村好多的旱地里荒草杂生，只有能浇水的田里长的庄稼还不错，不过种的也是玉米、土豆之类的低效农作物，尤其是村民们现在并不热爱农业生产，种地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青年人都去城里打工了，村干部们只顾自个的干别的，介绍村里的情况也是模棱两可，发展集体经济想法更没有，甚至回味过去那种摊工分、派义务工、占小便宜的日子，乡村干部那种革命小酒天天醉，天天的蓝，蓝蓝的天的小日子，村委会破烂不堪，泥泞不堪的村里道路上堆满了柴草粪便，一踩两脚稀屎，整个的脏乱差，农民居住的土窑洞也是黄土黄的一大片，村边里几年前盖的砖瓦房显得很扎眼，那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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