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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在外飘荡多年的姐弟二人，因为手里面特然增多的钱财，一时间都有些飘然起来，过了一个“肥年”。
但好日子没过几天，随着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和《振报》社长相继被刺杀，姐弟二人就赶上了日本军部与关东军意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的“河北事件”。
其时，最高领袖正在成都督促各部加紧围剿长征中的红军，未能参与南京的会议。
为了解决问题，最高领袖曾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度。
如果依照协议执行下去，不仅华北不保，给两广的地方势力提供指责国民政府的口实，还将使民众对国民政府更加失去信心，使得中国军队在华北一带处于战略上的绝对劣势。自平津南下直至黄河，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任何的险关要隘，中国军队在日本人飞机大炮的进攻下，是很难坚守住现在的防线的。
汪院长为息事宁人，在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下，屡次指示贺长官与日方代表签订屈辱的卖国协议。
但在消息泄露，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沈、邹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共发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抗日政权等。
这些举动却让国府的最高领袖雷霆大怒，命令特务处派人严密监视，还要特务处择机抓几个常常发表对国府有不满言论的社会名流。
安怡和梅九渊虽然没有亲身参与其中，但江湖经验十分的丰富，甚至这件事非同小可。抓人好办，但是万一闹出来了大动静，如果上面翻脸，他们这些小特务就成了替罪羊。
抓捕社会名流会得罪人，抓捕示威游行的穷学生会坑死人。
只有抓捕那些有头有脸的高官子弟，有家里面扛着，想必也不会被太过针对，很快就能被家人从牢里捞出来了。
为了避开可能会面对的危险，姐弟二人费尽心思，最终只能选择了几名国府高官的子女作为抓捕的目标报了上去。
安怡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梅九渊还对自己说过：“姐啊，那些名流在报上随便发上一篇文章，这些年轻热血的学生们就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热情昂扬着游行了，一场又一场的。
这个世上，谁都不容易，你说咱们能抓谁呢？咱们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所以，唯一能不被牵连的办法，只能是避重就轻，找几个家里面是国府高官的孩子进来了。”
随着抓捕行动的开始，一夜之间，姐弟二人好处没享受到多少，却因为抓了几个学生被光荣地戴上了“狗特务”的帽子，在市面上屡屡遭人白眼，被特务处的同事视为另类。
姐弟二人有苦说不出来，谁能相信一个“狗特务”的解释啊，更何况他们也不敢！为了避难，这才不得不主动向上司申请远走武汉，避开了深陷政治漩涡中心的国都南京。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两年，自己就会以这么一种方式再次回到了国府陪都的所在地——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