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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老汉已不在身边，我去还了席子，又到自来水旁洗了脸，刚抬起头，看到一辆长途客车进了站。我有意无意地朝下车的人群中望去，你说还真巧，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孔，汪厂长。天还真无绝人之路，我大步走上前去叫了声：汪厂长。他停顿了一下，朝我看了看，马上就认出了我。
“是你，老林。”他笑呵呵地说：“咋弄的，你也刚到，中。”
我说：“什么呀，我都来了好几天了，找不到你。”
“我出差，刚回来。早饭还没吃吧？走，吃早点去。”
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我跟他说了寻找的过程，想不到他哈哈大笑地对我说：“俺不是厂长，是供销科科长。你咋找的到呢？”我听了只有苦笑，你不是厂长，我叫你为什么要答应呢？真是的。不过，他人很爽，也很讲义气。他说他叫汪全有，在塑料厂负责供销。我跟他说了这几个月的事，他对我说：“兄弟，没事。过二天你就有事做了。”汪全有还真够意思，给了我十元钱，让我到小旅馆住下，明天就抽空陪我到乡下去，他说有一个村想办小企业，让我去帮他们办起来。我说：好。
汪全有给了我一次机会，很快就在离新乡不远的村子里办起了一个小企业。也就是把废旧塑料加热挤压成颗粒，然后再卖给塑料厂加工成再生塑料产品。村里到银行贷了五万块钱，买了三台机器，又到各个乡镇废品回收站收购废旧塑料拉回来加工。村里的干部没搞过企业，对我很信任，产供销一条龙全都有我负责，就连财权也都交给了我。有汪全有帮我联系在新乡的销售，我只要有货很快就能卖掉。干了一年多，村里就把银行的贷款还了，还赚了一万多块。当然，一年多我是尽心尽力地在做这件事，村里每月给我六百元的工资。
那一年快过春节了，我打算回家一次。在新乡我转了几家塑料厂，讨到了三万多元的货款。晚上我约汪全有到一家饭店吃饭，拿出了五千元给他，汪全有很客气地笑纳了，还一股劲地说：“兄弟，你够意思。”酒足饭饱后，我把汪全有送回家，赶紧叫了一辆车送我到郑州，又连夜乘上火车回上海。
这一走，我就再没有回去过。现在说这叫卷款逃跑，但那时他们只知道我叫林强，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很好地利用了这次机会。
三万元什么概念？上海也刚刚开始说什么争创万元户。我这个人本来就不喜欢张揚，回到家就什么地方也不去。我在苏南做业务员的时候，于芬又为我生了个女儿。母亲也退休了，弟弟一家也还可以。全家人高高兴兴过了一个春节。
过了春节，我发现上海有很多从广东过的货很有市场，什么走私手表，折叠伞，衣服等。我和弟弟商量后，决定到广东去看看。短短的三个月，我七下广东，最后一次我拉了整整一卡车的货，跟车到上海。而且货到上海后根本不愁销路，三、五天就批发完了。那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进了我的口袋里。
那段时间，好像整个社会都陷入在抢钱的旋涡中，就连派出所、工商、税务局都在开店。万元户像雨后春笋般地般地在冒出来，而我却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有人说因为钱而改变一个人，是的，我那时满脑子就是钱。但看到别人一拥而上做同样的买卖，我赶紧激流勇退。我知道有些生意是做不长的，果然，没多久广东的货在上海就没有销路了。
就在我像鹰一般寻找商机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跟我说淅江有一家鞋厂要倒闭了，问我想不想去承包经营。我说先去看看再说。然而在淅江我冒了一次险，但也让我狠狠地捞了一票。
我像有预谋似的到了淅江。这是一家县属企业胶鞋厂，单一生产解放胶鞋，原来是为部队定点生产的，后来部队自已办企业，就断掉了所有业务，企业一下子倒了下来。到了这家企业，我先去考察了一番。仓库里堆滿了几万双胶鞋，工厂已全部停产。工人也全部回家了。当天晚上，厂里的主要领导还有一位副县长亲自陪我吃饭，酒过三巡才说起承包经营之事。
我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没有任何条件，只要能让工人上班，发的出工资就行了。并答应可以跟我签约八年。那位副县长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如果生产需要银行贷款，我们县政府可以为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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