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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历历在目，将殿前司禁军弄成唐时府兵模样，那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所以，到了现在，已经出现了整编殿前司禁军的契机，却没有人愿意轻言殿前司禁军诸事，即便是有志于此的枢密副使张承，也有了畏难之意，就遑论他人了。
所以，大秦成武七年二月，殿前司禁军指挥使，大将军种燧终于被召回了京师，殿前司禁军指挥副使杨胜，也在回京的途中。。。。。。。。
就在此时，枢密使李承乾抛出了他的建军规划。
说起来，这个时机并不算太好，朝廷上下，都在为太子出巡忙碌，也在盯着殿前司禁军整编之事，商事之上的议论，也未真个平息下来。。。。。。。
朝廷的大臣们，无论文武，都想趁着没有战事干扰的这一年，做一些事情。
但李承乾已经无法等下去了，再等，殿前司禁军一旦开始整编，他就没多少机会提出自己的建军计划。
大将军赵石要在三月间出京，巡游河洛，这是他建军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一旦离京，他说话的份量和力度，都不会如现在般大。
所以，枢密使李承乾只能硬着头皮，将自己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陛下的龙案之上，为已经有些纷纷扰扰的朝廷，又添上几许乱麻。
可以说，大秦成武七年，是一处分水岭。
之前，大秦兵戈势如破竹，让天下震动，西夏灭亡了，金国也在大秦的进攻中流了一地的血，最终失血过多而死。
草原上很多部族，臣服在了大秦兵锋之下，吐蕃人最终四分五裂，很难看到他们再有合为一处的可能，现在看来，他们最终的归宿，很可能就是大秦的一个属国，甚至有可能被大秦干脆的一口吞下去。
在河南，大秦和后周战做一团，最终好像谁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而在河南战事结束后的大秦成武七年，大秦咄咄逼人的脚步却是戛然而止。
大秦朝堂上先就乱了起来，但和大秦历代争夺皇位时的乱法不一样，这是因为事情太多太杂，而显出来的忙乱。
好像从成武元年一直到现在，因为征战不休，而积攒了数载的事情，在成武七年，一时间都爆发了出来。
让大秦朝堂上的重臣们，皆都应接不暇，再也无法顾及外间之事了。
大将军种燧回京，在国武监偷闲的晋国公赵石，也不得不在这纷纷扰扰中，匆匆的回到枢密院坐镇，并在殿前司禁军整编上献策献力。
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
有些人总愿意将各种改革套上华丽的外衣，并给改革者们树碑立传，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改革者们最值得夸赞的其实只有勇气，他们有勇气打破旧有的桎梏，推行自己的理念，有这样勇气和胆魄的人，是值得称道的。
但话说回来了，自古以来很多事都证明，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不论成败，下场都不会好。
商鞅，晁错，王莽等人，与其说是改革者，不如说是殉道者。。。。。。。
而大秦景兴鼎革之初，李圃等人上书便曾说，兴革之举，国之大事，非臣等私意也，在坚定景兴皇帝鼎革之心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等人辩白，留下退身的余地。
事实证明，景兴鼎革非常成功，奠定了大秦强盛的基础，同时也酿成了长安之乱这样的变乱，其实这也正是鼎革之举的利益和风险所在。
所以，不用过于夸大改革者的功绩，每一次改革，都是血淋淋的，也不是每一次改革都会成功，失败的改革，比比皆是，只不过在文人笔下，更在乎那些闹出了天大风波的人物罢了，他们写下这些历史的时候，在乎的只有皇权，而非改革本身。
而成武七年，大秦的军事改革方兴未艾，这一次军事上的革新，很难说谁是主导者，谁又是首倡之人，更像是一次偶然。
所以，这一次军事鼎革，一开头就显得极不寻常。
先是在大秦成武七年的正月里，京军一下变了模样，也象征着军事鼎革的开始。
在将矛头对准殿前司禁军的时候，有大将军赵石，大将军种燧坐镇长安，几乎没有谁能在这两位大将军的注视下，敢于违抗他们的意图，即便是河洛的张大将军，此时也要退避三舍。
正在殿前司禁军将领们在等待朝廷的雷霆雨露的时候，枢密使李承乾却在极力主张在北边建立数目庞大的新军。
而大将军赵石等人，非但没有激烈的反对，反而颇有兴趣的选择了附议，这样不务正业的改革者，真的是非常少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