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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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问道：自你回家以后有谁来过这里？阿康说没有，说过之后就沈默了，自知露出了破绽。此后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无奈之下，便搜查了他的书包，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正是所缺的数位。这时候，他们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他们这才明白这个孩子其实是他们两个大人的唯一的希望。而从前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他们竟将他们的希望忽略了这么长久。如今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可是却已经破碎了。他们几乎说不出声来，半天，才问了一句：你要这钱做什么？阿康惭愧似的一笑。然后他们又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为什么拿了钱又不用掉？阿康就更无话可答了。这天夜里，他们商量了很久：要不要将此事向孩子的学校反映。他们觉得这是一桩大事，不仅不应当瞒着学校，还应当依靠学校。可是事情一旦传开，孩子的处境将会如何？他们反复权衡利弊，一会儿倾向于去，一会儿倾向于不去；或者是他倾向于去。她倾向于不去；或者是倒过来，她倾向于去，他倾向于不去。有几次终于决定了去，可是面对了老师却又说起了关于考试和复习的事情。还有几次说好了不去，却不知不觉绕到了学校，在门口徘徊。他们昼夜忧心忡忡，心里压抑得要命。后来，他们实在抵御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他们觉得他们简直是面临了家破人亡的灾难，而他们从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应该不做什么，他们一无所能，一无作为，他们只有去学校了。

    后来，他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假如不去学校，事情会是怎样发展。或许是他们没有勇气去设想这些，因为他们不愿意背上自责的包袱，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想，这是唯一的做法，是事情发展的唯一道路，他们想：这都是命中注定。他们就是这个命。他们演变成了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三层阁上做一个宿命论者，出了阁楼，他们还必须继续扮演一个积极的唯物主义者。

    他们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来到老师办公室里。他们战战兢兢地，语无伦次地，吞吞吐吐地，对老师说，他们发现孩子有偷窃行为。以他们贫乏的想象力，无法对孩子这一行为作出别种解释。他们再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说出“偷窃”这两个字的时候，孩子几乎是一生的命运便被决定了。老师听见这个情况时的心情极为复杂，应该说她是相当震惊的，同时她心里很奇怪的还有一种满足。她长期以来对这学生隐约的仇视和怀疑忽然间有了一个例证，这个例证也许和她的感觉并不十分相符，可她却来不及去分析和研究了。在此机会，她向家长反映了她对这学生种种不诚实的考察，使他们更加惶惑不安。从学校里出来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的忧虑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这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家中愁云密布。他们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为他们排解。他们无处求援，极其孤独地抵御着这不幸的袭击。这一个三层阁多么像一个孤岛啊！

    “阿康偷东西”的消息不胫而走。开始只是几个同学在教室里或走廊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后来，越传越盛，终于广为人知了。同学们用异样的目光看着阿康，待他迎向那目光时，又匆匆躲过，转移了方向。同学们明显地和阿康疏远了，再没有人同他游戏玩耍。阿康放学后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家，脚下踢着一粒石子，心里有一种很奇异的挫败感。他想：所有的人都合夥对付他，使他陷于绝境。那时候，他还不懂得绝望，只是觉得深刻的无聊。什么都没有意思：读书，生活，老师，父母，没有一桩事情是有意思的。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读完了最后一年小学，上了中学。

    中学离家较远，坐电车两站路，有时候他走着上学或者下学，有时候他也乘车。有一回乘车的时候，他从身边一个女人敞开着的皮包里拿了一个皮夹。这是他第一次的偷窃，虽然他已背了很久偷窃的名声。他从那开口很大的皮包里捡出这个皮夹，从容而坦然，就好像是在拿自己的皮夹。那女人毫无察觉地下了车，车子又动了，人们表情漠然地看着窗外，摇晃着身体。然后车又停站，他下了车。这时候，他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他偷了一个皮夹。他浑身打起了寒战，牙齿轻轻撞击着，手心里出了冷汗。夜晚，父母都入睡了，他从被窝里爬出来，不敢开灯，凑着窗外路灯的光亮，打开了这个皮夹。皮夹里有八元三角钱，几斤粮票，几尺布票，还有一张月票，照片上是一个梳了一对长辫微笑的姑娘，大约是那女人年轻的时候。他将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用刀片在她脸上切了一个对角。望了这张破裂的笑脸，他心想：这个女人带了这些钱将要去买什么呢？他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双手托腮，心里非常平静。这些陌生的东西好像把他带去了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是不为他所了解的。他将布票和月票撕了，这个普通的陈旧的皮夹保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扔了，如果处理那笔钱，他动了很久的脑筋。那时，他还不懂得怎样花钱。后来，他一个人去老城隍庙玩了一趟，吃了点心，买了一些香烟牌子，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把香烟牌子撕了，塞进了废纸箱。总共只花了六毛钱，剩下的，他最终塞进床底下一个旧日的老鼠洞里，用半块砖头堵上了，这才了却了一件心事。然而，再偷一个钱包的念头却升起在心间，昼夜搅扰着他，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他又偷了第二个钱包，也是一个女人的钱包。这一个钱包是当时最为女孩们喜爱的那种娃娃钱包，色彩鲜丽的娃娃脸形上，有一对有机玻璃的眼睛一张一合，里边只有一块多钱，钱包却是崭新的。他不敢将这只钱包在身边留得太久，两天之后就扔进了离家很远的一个垃圾箱。钱花得很顺利，都是吃掉的。吃，是最安全又最受惠的方法。以后，他基本都是以这方式处理钱的问题的。当他偷到第五个钱包的时候，被人抓住了。他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的样子使人吃了一惊，以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打他。人们将他送进了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问他是什么学校的学生，多少年级，家住哪里，父母工作单位和姓名。他一一作了回答，不敢有半句谎话，他几乎吓破了胆，浑身哆嗦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脸色发青，然后又浮起红晕。民警便认定他是个初犯，不再与他多话，将他关进一个小间。这派出所坐落在一条新式里弄房子里，他所关进的小间正临了后弄。初夏的日子，窗户开着，有小孩趴着窗上的铁栅栏往里看“小偷，小偷”地叫他。他蜷缩在角落里，心里恍恍惚惚的，发起了高烧。他不晓得时间是怎样过去的，天黑的时候，老师和父亲来了，将他从派出所领了出去。大约是晚饭的时间，小孩子们回家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开满花朵的夹竹桃在风中沙沙地响，灯光柔和地映着家家户户的花布窗。他一边走着老师，另一边走着父亲，在两个大人的挟持下走出了弄堂。他昏昏沈沈地想到：这是往什么地方去呢？最后他们站在了马路边一盏路灯底下，他听见老师说：其实在他小学的品德评语里，就记录有他偷窃的行为，可是老师们希望他能痛改前非，所以才不提旧事，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他却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叫老师说什么好呢？他还听见父亲对老师说：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并督促他向老师作了保证。父亲哀求的口吻是那么清清楚楚地显现在他模糊的意识里，使了忽然间觉得非常可笑。后来，他得了一个警告的处分。

    阿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偷窃，这一次经历使他骇怕得很。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四周都是看不见的眼睛。可是，偷窃的诱惑却是那样不可抵御，假如他遇到了一个合时合适的机会，哪一个女人漫不经心地将钱包放在最易得手的地方，他竟会痛苦得不能自已，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男人的钱包通常不会吸引他，而去偷窃一个女人的钱包就好像要去占有一个女人那样，使他心潮澎湃，欲念熊熊。这种强烈的欲望是以生理周期形式回圈出现，在那高潮的时候，他简直不敢上街，不敢乘车，避免去一切人多的地方，然而他很难敌过诱惑。而他毕竟有过人的聪敏，在他心情和平的时候，还有冷静的头脑可作出精确的判断。他重新有过几次得手而没有失足，这渐渐滋长了他的自信。那种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作出决断的激动和紧张，使他很陶醉，敌过了他所面临的危险。为了寻找或者躲避这种行窃的机会，他离群索居，独自在街上游荡。之后，直到他读完初中，考上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为止，他已成了一名熟练的惯偷。

    在他中专二年级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他没有兴趣参加运动，过着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家里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外号叫大炮的同学，与他有些来往。那大炮是个贪小又好吃的角色，与阿康来往并不排除从阿康处揩点油水这样的目的，他从不去考虑阿康怎么会有这些油水，但日久天长，在大炮心里便也油然生起对阿康的真诚的感恩之情。阿康所以不反对和大炮往来，仅仅因为挥霍有时需要有个同伴或者观众，同时，大炮对他的巴结也使他寂寞的心得到了安慰。有时候，他自己并不吃什么，只是坐在一边看大炮吃，大炮贪婪的吃相和诌媚的眼色使他心里暖融融的。他还知道大炮老实而忠厚，就算被他看出一点破绽，也决不会坏事，况且他是什么破绽也看不出来的。在文革第三年的时候，一次清扫流氓阿飞的十二级台风中，阿康终于被拘留了。据说，这次台风将所有在派出所里有记录的人都刮了进来。可是，在拘留所的那些寂寞难耐的日日夜夜里，阿康将事情前后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就觉得有些蹊跷。他想在他多年前的那次小小失足算不上是什么前科，决不至于被台风刮进。他觉得，有人一直在注意他并告发了他，是谁呢？如是警察，便衣，就不会等至今日，早早就落了网。他又想，能够注意到他的人，一定也是精于此道的，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地一惊，打了个冷战。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他说：小姑娘，这碗饭好吃不好吃？他转脸一看，见是一个剃平头的男人，高鼻梁，长眉毛，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心里一动，却不露声色，咽下口中的饭，慢慢地回答道：马马虎虎，譬如没有饭吃呢，也就凑合吃吃了。那男人笑了，又说：大家一同吃，就好吃多了。他沈吟了一会，说：我一个人吃惯了。停了一会，又说，我只吃自己嘴边的一口饭，吃不到人家的。那男人就伸过一只手，与他握了握。这时他心里便有些明白，这一个晚上，他没有睡着，在彻夜明亮的灯光里闭着眼睛，他隐约觉得，这个平头的影子从此将跟随了他，他想这是凶多吉少。他看出这是一个杀人都敢的角色。他的心彭彭跳着，说不出的害怕。有一霎那，他已经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这时候，他才觉着了悲哀，他想，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有意思的呢！以后的几日里，他发现虽然他不认识这里的人，可是这里的有些人却似乎对他不陌生“小姑娘”、“小姑娘”地喊他。他心里极度的紧张，表面上却很平和，常常说一些笑话，逗得大家很乐。而在夜晚，他却一个恶梦接着一个恶梦，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湿透了衬衣，然后再焐干。他发疟疾似的一阵冷一阵热，以为自己得了重病。可是天亮以后，他又没事人一样，与人平静地说笑着。

    三个月之后，父亲将他接了出去，在家呆了不到一个月，就分配去了安徽。离开上海的时候，他的心情几乎是愉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