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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需要更少。几十年里曾在阿根廷草原上自由自在漫游的大量肉牛和奶牛群，这个时候被迫像美国那样建起大批牛栏圈养，以便为利润更为丰厚的大豆让路。传统的谷类、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几乎消失殆尽。
在比较平静的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大银行进入之前，阿根廷的生活水平是拉丁美洲最高之一。官方公布的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比例1970年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陡升至总人口的30%，而到了2002年，又升至51%。根据阿根廷乡村反思团体公布的数据，以前在阿根廷闻所未闻的营养不良现象，到2003年上升到大约占总人口3700万的11—17%。
20世纪90年代末，雷?戈德伯格将农业商业化的转型定义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大事件”，这一转型的舞台已经搭建完毕。他认为，所有这一切完全不用政府的管制和任何公正的科学组织的科学监督。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让全世界断粮。商业化农业与绿色革命双管齐下，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宏大战略的一部分，若干年后他们资助的转基因植物的开发研究也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它们彼此前后呼应。
洛克菲勒的绿色革命开始于墨西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于拉丁美洲，当时，洛克菲勒理事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时，他主要研究抗锈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还没有涉及到几十年之后的转基因工程。由于洛克菲勒的人脉关系，绿色革命随后不久就传播到了印度及亚洲的其他地区。这场绿色革命在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而这些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业和生物科学研究的伪装之下，洛克菲勒集团通过绿色革命推行其精心制定的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农业方法来增加农业产出以减轻饥饿。多年后，他们用同样诱人的观点推出转基因革命。
无独有偶，在2008年的八国峰会上，联合国以抗击饥饿的名义呼吁各国注资第二次绿色革命。当“绿色革命披着传输农作物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外衣把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引入到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商业化农业的方式而让这个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成为现实？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工程已经再度开始，资助这项工程的同样是洛克菲勒基金，与1950年洛克菲勒基金在背后支持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以及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雷?戈德伯格(Ray Goldberg) 和约翰?H.戴维斯( John H. Davis)领头的项目一样，他们两人都是美国农业部以前的助手。他们在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配额方面绘制了一个长期的革命图纸，并将其命名为“农业商业化”。
1948年列昂惕夫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4年期的10万美元的资助，在哈佛设立了“美国经济结构的经济研究项目”，这个哈佛计划与它的商业化农业概念是美国粮食生产革命的一部分，雷?戈德伯格后来把商业化农业革命和发展转基因商业化农业视为“人类历史上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最重大事件”。他认为，商业化农业项目的核心驱动力是将“纵向整合”(即垄断)重新引入美国粮食生产当中。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为了防止关键产业形成垄断，人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敦促国会出台法律，禁止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业界巨头和托拉斯进行纵向整合。即两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重要法律：1921年的《包装和畜牧法》，1922年的《合作营销法》。这两部法旨在控制和阻止肉类加工和农业部门垄断力量的集中，并管理保证公众环境的健康卫生。
正如后来他们被确认的那样，这项工程中的秘密议程违反霉国先前数十年的法律，而这个法律禁止食品行业的纵向整合，原因是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在企业最大限度追求私人利润时显现。就某种意义而言，转基因工程是农业商业化项目的顶点，是拿着全人类的生命做的一个变态的试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