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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炎三年四月底，出使占城的刘黼、夏士林返回了琼州。他们费了不少唇舌总算为行朝弄到了部分急需的粮食，这大大缓解了岛上的粮食危机，也让为此一直焦虑不安的陆秀夫松了一口气。
刘黼、夏士林在占城见到了陈宜中，并且陈宜中在粮食的问题上还帮他们和占城国主进行了交涉。但陈宜中没有跟他们回来，只是说还要为朝廷住占城进行商议。
行朝的众人对此议论纷纷，但东没有理会这些，他在此期间和文天祥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交谈。
后世研究宋帝国历史的学者一致公认，帝国历史中最难以明了的是景炎年间的历史，而景炎年间的历史中，最迷雾重重的又是行朝在海上和琼州的经历。
由于帝国当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是从简，所以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记录，都很简略。比如像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谈话，在史书上只有寥寥的“帝问对于宋瑞”这六个字。
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帝国核心的几个重臣对于这段迷雾重重的历史，以后竟然也少有留下只言片语，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他们是在刻意地隐瞒着什么。
就帝国君主和文天祥的这次会面，许多后世的学者根据文天祥的为人、其后的仕途轨迹、后来帝国政治的进程、以及一些其他大臣回忆中的蛛丝马迹猜测，正是在这次君臣会晤中，宋瑞对帝国君主所说的话，对帝国未来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免不了猜测，但猜测永远不等于历史。
对当时的东来说，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宋瑞在行朝的位置。
如果让东评价宋末三杰的能力，那么在大局观上，宋瑞绝对会被他排在第一，因为史书上宋瑞的几件事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宋德元年（1275年）八月，宋军于焦山再次大败后，文天祥勤王至临安，针对日益严重的帝国局势，上疏朝廷：
“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他的意思如下：“帝国鉴于五代之乱，削藩镇，建州县，虽然足以纠正五代以来尾大不掉的弊病，但国家也因此而渐渐衰弱。所以敌人攻一州，一州陷落，到一县，一县被破。中原沦丧，令人悔恨不已。现应该在帝国境内分四镇，立都督在那里统领。以广西加湖南，设都督府于长沙，广东加江西立府于隆兴（南昌），福建加江东立府于番阳，淮西加淮东立府于扬州。令长沙攻取鄂州，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如此，帝国控制的地方将扩大，国力大大增强，足以抗敌。再约定时间共同向前，有进无退，不断地进攻，对方必定会迫于防守，疲于奔命，百姓中的豪杰再趁势而起，那么敌人是不难击退的。”
在这篇上疏中，宋瑞不仅指出了帝国自建朝以来在军政上的缺憾，同时对时局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论其方案是否能够奏效，但这是当时整个帝国朝廷里唯一的关于时局的对策，而且它是富有进取心的对策。它充分显示了宋瑞的全局性眼光、以及敢于变革的勇气。
可帝国的大臣们是如何认为的呢？“时议以为迂阔，不报。”
当三个月后，也就是德元年十一月，元兵破独松关（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南独松岭上），临安直接处于元军的威胁之下，帝国朝廷上下大惧。而这个时候，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仅三四万人。宋瑞因此与张世杰私下商议，并再度针对局势提出一个方案：“淮东坚壁，闽、广全城，若与敌血战，万一得捷，则命淮师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
宋瑞认为，尽管目前形势危机，可淮东地区仍在坚守，福建、广东又都完整，如果能与敌死战，只要取得点胜利，两淮之兵再截敌后路，国事仍不是不可以挽救。
不仅张世杰闻言大喜，宋瑞这个建议还得到了朝廷秘书监陈著的上疏支持。
但当时的丞相陈宜中“白太后降诏，以王师务宜持重，议遂止。”随后将支持宋瑞的陈著赶出朝廷去了台州。
再往后，当元军至临安北关，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由他二人帅众背城一战。陈宜中又不许，“白太皇太后，遣人以传国玉玺至元军营洽降。”
文天祥在帝国最危机时刻的几次谋划，说明他的总体能力是高于陆秀夫和张世杰的。
不过宋瑞也不是没有缺陷，至少在实际的军事作战上，他存在很大的不足，说他无知并不算过分。比如他在江西，在没有进行细致准备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军，显然有些过于急切。这一点甚至是哪个在空坑牺牲自己，替他引开追兵的帝国宗室监军赵时赏，也曾说过。
（“时赏在军中时，见同列盛辎重，饰姬侍，叹曰：‘军行如春游，其能济乎？’”）
这说明文天祥当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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