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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都把身子俯在餐桌上翻看周报。他们拣出了他们需要的各期，把报纸叠在一起，向汪雍问明了价目。红脸学生便掏出钱来，一面对汪雍说：“我们还要订一份全年，”一面数好钱递给汪雍，又补了一句：“就从下期起。”
“那么请你们把名字、地址写下来，”张惠如在旁边插嘴说。他就到觉民那里去讨了纸笔，送到两个学生的面前。
红脸学生拿起笔写着姓名和地址。黄脸学生带着笑容钦佩地对张惠如和汪雍说：“你们的报纸真好！……都是我们想说、自己却说不出来的话。……我们读了那些文章非常感动……”
红脸学生写好了地址，把纸条交给汪雍。他还解释地说：“这是我的名字，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时指着黄脸学生），随便写哪个名字都可以。”
汪雍客气地答应着，便拿着字条走到张还如那里去了。张惠如也侧头看了那张字条，知道了这两个学生的姓名。他想：他应该记住那些忠实的读者的姓名，有一天他们也许会加入这个团体来同他一起工作。
“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应当看你们的报纸。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才是我们的先生。你们教给我们怎样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做一个寄生虫，不做一个骗子……”红脸学生把黄脸学生先前中断了的话接下去说，他很激动，他的声音战抖起来，他说的全是藏在他心里的话。他害怕他说得不恰当，不能使他们明白他的诚心的赞美。他的脸色更红了。
这些过分的称赞却是从真诚的心里吐出来的。一个年轻人把他的心放在他们的面前，这是一颗鲜红的心，跟他们的心不会是两样。他们了解这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也有过这样的感情，也曾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们是不是就应当受到这个中学生的尊敬和称赞呢？……他们确实感觉到这样的尊敬和称赞是过分的，只给他们带来惭愧。不过他们同时也感到了喜悦，这喜悦里含着感激，因为那个学生的话证明他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这番话鼓舞了他们。他们的眼光全集中在说话人的脸上。张蕙如兴奋地第一个开口回答：
“这是因为你自己有良心，因为你自己愿意做个有用的人。我们哪儿配做先生？我们都还是学生。我们只想做点有用的事情，所以不管自己行不行，也就动手做了。”张惠如并不是在说虚伪的谦虚话，他剖露了他们这一群青年的心。他们聚在一起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想获得什么的心思，他们是来给与，来贡献的。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他们不愿意把它们？肖耗在个人的享乐上。他们看见一个腐烂的制度使多数人受苦，他们不愿意在众人的悲哭中做着安静的梦。于是他们出来，找到这样的机会献出他们的活力。无条件，无报酬，他们只求一点良心的安慰，因为他们相信如今他们得到了正义的指示。甚至在利益的行为中他们也只看出赎罪的表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特权使别人受到更大的痛苦，他们自己的安乐便建筑在别人的悲苦上面。所以他们要来做违反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作，他们要来推翻他们自己所出身的阶级。这个时代的青年的确是如此地谦逊的。
“你们太客气了。要不是你们指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你们辛辛苦苦地办报印书，要唤醒那些还在做梦的人。我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我们真正惭愧，”红脸学生感动地说。他接过了汪雍递给他的周报订单。
“我们不打搅你们了，我们现在走了。明天晚上我们来拿合订本，”黄脸学生带着道歉的微笑说。他接着又问一句：“张先生，明天方便吗？”
“方便的，明天你们这个时候来正好，”张惠如温和地答道。他的善意的眼光抚着这两个学生的脸。
两个学生也不再说话，他们恭恭敬敬地对张惠如和汪雍点一个头，然后又对里面的几个人点一个头，便急急忙忙地走了出去。于是走廊上又响起了皮鞋的声音。
“难得他们这样热心。那几句话说得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觉民放下笔感动地说。他已经写好了手边那些报纸卷的封皮。
“这是我们的胜利，新的读者一天一天地增加，而且都是这样热诚的人。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白做。以后我们更要努力，”陈迟满意地说。
“我们开纪念会一定把这两个学生请来，”程鉴冰欣喜地说，然后她又望着张惠如问道：“惠如，你说对不对？”
张惠如含笑答道：“我也有这个意思。我们还要请印周报的印刷工人。”
“对，对，”程鉴冰含笑点头说。她又掉头去问黄存仁：“存仁，你们的事情做完没有？”
“我立刻就做完了，再写一封信就好了，”黄存仁仍旧埋着头答道。
“我们赶紧来商量纪念会的事，现在时候不早了，”程鉴冰催促道。她站起来，走到餐桌前面，顺便拿起觉民写好的报纸卷看了看。
“我倒完了，”张还如把他手边那些簿据都放进了他那个大皮包，然后站起来说。他也走到餐桌前，就站在程鉴冰旁边。他的眼光忽然落到她那根梳得又光又松的大辫子上，便问道：“你这根辫子什么时候剪掉？现在剪发的女学生已经不少了。”
“多也并不算多，至多也不过十来个。我早就想把辫子剪掉，”程鉴冰带笑答道，“不过我家里头讨厌得很。我很难对付他们。我还没有做什么奇特的事情，他们就叽哩咕噜不得了，说我交男朋友啦，说我常常在外面跑啦。如果我再把辫子剪掉，不晓得他们又会闹什么把戏。我图点清静，所以也不想现在就剪头发。”
“我看你这是强辩，”陈迟在旁边插嘴说。
这句话并没有使程鉴冰生气，她反倒笑了。她坦白地说：“我晓得你是在激我。不过用话激我，也没有用。我又不要做什么‘英雄’——”
“那么你想做什么？”陈迟追问一句。
“我同蕴华一样，我们只想做点有益的事，”程鉴冰带着自信地说。
黄存仁也走过来，替程鉴冰解释道：“我觉得鉴冰、蕴华不剪头发，也有道理。我们的工作跟一般人的不同。我们最好不要在外表上引起人注意。比如从前有些革命党主张废姓，只用两个古怪的字做名字，不但没有一点好处，反而引起许多不方便。连别人寄给他们的信件，他们也收不到。”
“话虽然是这样说，不过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人，省城里头晓得的人也不少。我倒以为我们不必害怕，”陈迟不以为然地说。
“我并没有说害怕，不过做事情总要谨慎周密才好，”黄存仁诚恳地说，他的话是经过思索后吐出来的。“现在我们还不要紧，不过将来难保没有问题。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发达，影响越来越大，省城里的旧势力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那是以后的事，我们现在也不必管它，”陈迟仍旧乐观地说。
“我看将来我们的力量大了，人也多了，一定会有一场大的斗争。我倒希望那个时候早点来，”张惠如兴奋地插嘴道。他的眼光望着门外的空间，他似乎在看一个理想中的景象。
“早一点来也好，可以热闹一点，我喜欢热闹，”程鉴冰微微笑道。
“我不像你们那样。我倒希望它慢一点来。目前我们力量小，还不会有大的压迫。不过我不相信我们会失败。新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了，”觉民站起来满怀信心地说。
陈迟马上接下去说：“在上海、北京、南京，大学已经开放女禁了，女子剪发也成为并不希奇的事情了。旧势力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怎么不看见它出来斗争？”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且在我们这儿情形更不同：我们在军阀的势力下面过日子。一个独夫可以用蛮横的力量摧毁一切，只要他高兴这样做，”黄存仁沉着地说。他看见众人带着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便露出笑容，解释道：“自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害怕。就是冒着更大的危险，我们也要做事情。不过谨慎周密也是成功的一个条件。”
“你这个意思我赞成，我很了解你的话，”觉民点头说。
程鉴冰又想起纪念会的事便着急地说：“我们还是来谈纪念会的事情罢。太晏了，我回家不方便。”
“不要紧，我可以送你回去，”黄存仁安慰地说。
程鉴冰对着他笑了笑。她又问：“演戏的地点，法文学校，交涉过没有？”
“我已经见过邓孟德，他答应了。演戏是没有问题的，同学们对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汪雍答道。邓孟德是法文学校的校长。他是法国人，而且是天主教的神甫，却取了中文名字。他永远穿着黑色长袍，留着一部灰色长须。他创办了教授法文的专门学校，汪雍便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邓孟德还在外国语专门学校教法文，黄存仁、张惠如他们都认识他。
“继舜编好纪念刊没有？什么时候付印？我想他一定不会耽误事情，”程鉴冰又说。
“他已经交了一大半稿子来，还如都发给印刷所了，”张惠如答道，“还有一小部分，他明天送给我。”他忽然问觉民道：“觉民，你的小册子呢？”
觉民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张惠如：“在这儿，都是从杂志上选来的，可以印两本。你们看看对不对？”
“给我看一下，”汪雍说。他从张惠如的手里拿过信封来，抽出了一束稿件。
“汪雍，你现在不要看。我们还要商量事情，”程鉴冰阻止他翻看稿件。
“我又不是筹备委员，你们开会我可以不参加。不过我听你的话，横竖我以后还可以看，”汪雍笑道。他把稿子装回在信封里，仍旧递还给张惠如。
“现在困难的还是经济问题。在这个星期里头一定要把临时捐款收齐才好，”张还如说。
“我们几个人分头去收，一定收得齐的，”汪雍有把握地说。
“我的捐款明天就可以缴来，我说过我捐十块，”觉民说。
“好，”张惠如欣喜地说，“存仁的五块已经缴来了。等我今天回去向姐姐多要一点钱，我们也可以多捐一点。你们几个的捐款也该早点缴来。印刷费要先付一部分。”
“我现在就缴罢，”程鉴冰摸出一个纸包，打开它，取出一元五角银币，递给张还如。汪雍也把捐款缴了。陈迟却说：
“我三天以内一定缴出。”
众人继续谈了一些事情，后来听见二更锣响，都觉得应该回家了。一些人忙着收拾东西，另一些人便去抬铺板。后一件是黄存仁和张惠如弟兄常做的工作。他们做得跟商店学徒一样地好。
这时在楼上听不见脚步声了。他们从栏杆上俯视下面，也看不见辉煌的灯光。大部分的店铺都关了门。整个商业场已经落在静寂里。在一天的劳碌以后人们都要休息了。但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却燃着似乎不会熄灭的烈火。他们怀着过多的活力，要在这个黑暗的夜里散布生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