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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菜也比当地的军民高很多啊。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国民党封锁边区的经济和物资供应，边区政府只能靠自给自足。”
几人连称很好，心中却对国民党这种阳奉阴违的举动感到寒心。林俊雄一边吃着饭菜，一边随意地看着门外。这时两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挑着满满两桶水，神态自若地用日语交流着，从小饭馆前走过，看来应该是日军的战俘，这样不加约束，让他们满大街自由行走，林俊雄有些奇怪起来。
廖承先抬头看见了这一幕，他解释说：“我们这里日本共产党办了一个‘反战同盟’，专门帮助我们教育训练日本战俘，经过训练的战俘有的到前线去喊话，做反战宣传，有的在延安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劳动。你们刚才看见的两个日军战俘是在帮助年老的老百姓挑水，也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呵呵。”
吃过饭回到招待所，金城也过来和几人聊天，询问还需要什么。在聊到林俊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些往事，说起张国焘拒绝红军北上的错误决策，廖承先感概说：“张国焘受到党内批判后拒不认错，去年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党中央已经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林俊雄也感叹说：“是啊，当时可苦了反对他的同志，明知道错误，作为党员，又有不得不去执行的苦衷。”
来到延安的第三天，廖承先和金城带着几人去参观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廖承先介绍说，去年合作社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只限于边区流通的辅币券，也叫“边币”。
至于为什么发行“边币”，廖承先介绍说：“国民党不仅严禁百姓日用品流入边区，还想尽一切办法限制通用的法币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没有法币，就不能到白区，也就是边区以外的地方买东西，所以我们只能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积攒起来，去白区买一些边区目前还无法生产而老百姓又必需的生活用品。边区的农村经济，有的可以以物易物，比如可以拿一个鸡蛋到信用社换几张纸，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很多场合不能以物易物。边区政府为了老百姓方便，只好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少量辅币券，仅限于边区流通。这也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可是国民党却指责边区政府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统一。”
金城去拿来几张辅币券递给林俊雄看：“你看，这样粗糙的辅币券，还不如国民党统治区烧给死人的‘冥币’质量好，这能说我们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统一吗？我们在物资条件这么差的地方艰苦奋斗，还要应付国民党无耻的物资封锁，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服从抗日救国的大局！”
林俊雄摸摸辅币券，感觉质量很差，图案和印刷也粗糙，面值最大的是一元，最小的是五分，金城继续说道：“边区政府除了用积攒法币的方法到白区购买必需的物品外，还发动军民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逐步解决边区百姓的吃穿用问题，少受些国民党的窝囊气。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员处处带头，连朱总司令都亲自带头开荒、周副主席都学会了用纺车纺线！”
林俊雄感概地说：“我们来延安三天，我看见边区军民生活水平很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官吏大多靠裙带关系爬上去，不学无术、庸碌无为之辈众多，贪污腐败现象更是比比皆是。如此国难当头之时，军队里这样的现象也是不少。官员和老百姓生活相差悬殊，长此下去，会失去民心，对统一抗战也是非常不利，如果老百姓连生存都面临危机，哪里还有心思支持抗战啊！”
金城接着说：“在边区和其他解放区，贪污腐败现象不会发生。各革命根据地都有明文规定：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以死刑；挪用公款用以私人谋利的，以贪污定罪；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浪费公家财产的，按其浪费程度，或撤职，或监禁。再说了，解放区的干部生活水平相差的并不多，如果有人贪污，搞特殊享受，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林俊雄几人在红色心脏——延安三天的所见所闻，都令他们耳目一新，到处体现出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社会秩序却是有条不紊，各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劳动，支援抗战。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处处到头，吃苦在前，与百姓血肉相连。他们这种不辞劳苦，一心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更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破坏国共团结、妨碍全民抗战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这一边是一切服从抗日救亡大局而艰苦奋斗，那一边寻找种种借口，破坏团结合作和共同抗日。两相对比，林俊雄虽然一直坚定的红色革命心未曾改变过，但是曾经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将领，不免有些“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