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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补制度，既满足了官员的特权思想，就是《三字经》里面的“光于前，裕于后”，光宗耀祖、荫庇后人，又通过一些措施，防止这些荫补任官的官二代、官三代（荫补的名额可以用到孙子身上，至于玄孙的话估计就等不到了，有荫补特权的曾祖父早就挂了。）走到掌控朝政的高位上。
由于荫补制度的种种限制，许多有这种特权的官员都不会轻易动用荫补权力，而是想尽办法督促自己的子孙读书，希望能够学业有成，寻科举正途任官。
一来是荫补任官，毕竟是非正途，多少都会引来同僚鄙视、嘲笑，甚至会被政敌作为攻击的理由，一句“教子无方”就算不能一锤定音，也能造成不好的风评。
二来是免得浪费名额，因为荫补的名额，是可以用到期亲（如果身亡，可以为你服丧的亲戚，也就是说基本上九族之内的亲戚都可以算上，而九族按照《三字经》里面的说法就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这么说基本上你所认识的父系亲戚都可以算上了。）身上的。
因此一来，就算有荫补之权，许多人都是慎之又慎，不到自己子孙实在非是读书材料，或者是屡试不第、蹉跎无功的地步，一般都不会动用荫补权。
再加上荫补之权，还可以在自己死前用写遗表的方式向朝廷申请，朝廷一般都会接纳，不少人就会等到自己差不多寿终正寝的时候才留下遗表荫补子孙。
故此，自宋代将科举制和荫补制相互完善起来后，荫补得官者就再难以左右朝政了，秦、汉、唐三个朝代都有世代任朝廷高官（最出名的就是袁绍所在袁家的“四世三公”，其高祖父袁安任司徒，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任司空，四代人里面有三代人任三公高位，这还只是袁绍的直系血亲，如果算是旁系，应该是“四世五公”，其曾祖父袁京的兄弟袁敞任司空，父亲袁逢的兄弟袁隗任司徒）、父子相继为丞相（唐代有过数例，汉代亦有，最出名的就是周勃和周亚夫两父子了，两人都是由武将转任丞相的）的事。
但是自从宋代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到了明朝的时候，受朱熹思想影响，世人对大臣重臣的道德操守尤其敏感，连内阁大臣的儿子乡试中举，也会被世人传为舞弊（万历十六年既1588年，当时身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其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获得第一名“解元”，世人纷纷议论主考官黄洪宪是拍马屁，有舞弊之嫌，随之不少朝臣上表弹劾王锡爵，为平息物议，万历皇帝在午门外举行复试，结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因为此事，王锡爵不允许王衡继续参加礼部在京城举办的会试，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此时王锡爵已经致仕多年，王衡才参加京城会试，中了贡士，后来在殿试上更是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进士及第。）。
甚至有名一代最出名的大奸臣严嵩，其在嘉靖皇帝的纵容默许下，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职位），可谓权倾一朝。
但是就是这种历史仅有的权臣，其操作儿子严世蕃上位的时候，也不敢太过，先是在嘉靖十年靠荫补将严世蕃送进国子监读书（等于混个文凭），读完书后授左军都督府都事、后军都督府经历，后为京师顺天府治中，二十二年升任尚宝司少卿，二十四年升任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因其老迈还要日夜随侍皇帝左右（辅助嘉靖皇帝修仙），无足够精力处理政务，因此政务多与严世蕃商议，甚至有时候还让严世蕃进内阁代其票拟（就是一班内阁大臣就某件事商讨方案，估计有时候还要投票），由此得到嘉靖皇帝数次称赞。
再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严世蕃升太常寺卿，十月的时候“上悯嵩老，令子世蕃随任侍亲”，由此严世蕃代父参政，时人称为“小阁老”，次年升工部右侍郎（工部第三把手），三十三年升工部左侍郎（工部第二把手，还不是工部尚书这个第一把手），八月，嘉靖皇帝诏加严世蕃工部尚书衔，严嵩上疏辞免。
由此种种可见，科举选官在历朝历代是多受重视，连一代名臣和一代权臣，都不敢轻易涉及其中，一个为了避嫌，硬生生将儿子的榜眼名次压了十三年，一个宁愿花二十年时间运作儿子上位，也不敢染指一丝一毫。
究其根本，还是由于孔子当年所作所为，难怪后世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