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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的袁皓和项北在那之后很久才知道的，几乎就在那场荒诞的决赛同时，在北京西北郊外的八一体工大队红山口训练基地内，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的大讨论——这就是曾经被美誉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的“红山口会议”（1992年6月22日至27日）。
就像是中国社会任何领域的改革所要面对的重重阻力一样，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也是各种观点和利益之间互相斗争、妥协的结果。一个很小的细节足以说明这种矛盾：为了将会场布置得更有足球气息，有人提出将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的旗帜并列放在主席台背后，这个方案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却也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主席台的背景是，并且只能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与此同时，《中国体育报》的头版头条打出了《严峻形势驱动改革战车》的题目，并展开了“路在何方”的研讨。
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改革的潮流。在**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主持下，会议最终定下了职业联赛的基调，历史的车轮以义无反顾之势向前方缓缓滚动。
这场改革在足球从业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那些省队、市队、体工大队摇身一变，纷纷被冠以“某某足球俱乐部”的名义，由体委领导的足球队变成了企业和政府共同打造的“城市名片”；而那些曾经只能领着微薄的津贴（并且主力替补待遇毫无区别）度日的专业队员，也在两年之后的第一届甲A联赛开始的同时，成了万人敬仰的“城市英雄”，成了改革大潮中“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都在热切地期待着1994年的到来。
但至少在1992年的那个夏天，这个巨大的冲击波还没有波及到袁皓和项北的身上。百队杯决赛之后，袁皓和项北不得不暂时停止训练，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他们的学业上——他们去体校练足球毕竟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的性质，作为初二的学生，生活中的主题却是日复一日的上课、考试。
这对于袁皓来说不成问题——从小就爱看书的他虽然迷上了足球，却并没有落下功课，他似乎是个天生的读书的好材料，别人要用一小时做完的功课，袁皓只需要花半个小时不到就搞定了。中学的老师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唯一的依据就是他们的成绩单——所以尽管袁皓“不务正业”地去体校练足球，又时不时地闹出逃课、打架等出格的“坏事”，但他仍然是所有老师眼中的好学生——谁让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可项北就不行了。学校和教室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囚笼，上课铃声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入狱服刑的宣判，可下课铃声又像是一种生命的解脱——尽管铃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所以尽管每次“干坏事”的时候都是跟袁皓一起，却只有项北被看成是典型的“坏学生”，这让他很不平衡。项北最期待的时候就是放学之后在球场上度过的那段时间，既然体校的训练暂时停止，那么他每天就只能在学校的操场上踢球直到天黑，如果不是这样，他会被这个无情的学校生生给憋死。
但许笑白却很高兴，她终于又能跟袁皓和项北一同上学、放学了，并且，她还能像小时候那样，每天放学之后在操场边等着他们一起回家。不同的是，那时候球场上只有项北一个人，现在是项北与袁皓两个。许笑白可不是那种只知道在场下尖叫的女学生，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她对足球的了解甚至连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许笑白每天在场边观察着，她渐渐发现，项北的球踢得非常棒，他的各项技术能力都远远超过同龄人的水平，是个典型的优秀选手；袁皓同样踢得很好，但或许是位置的原因，他的个人发挥并不抢眼，但他这一队却很少输球。
关于这一点，许笑白曾经与父亲许爱民讨论过。许爱民是从专业的角度去分析的，在他看来，如果在战场上，项北就是个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的勇猛的将军，一匹俊马，一柄战刀，在大漠孤烟之中留下孤独的背影，所向披靡；而袁皓则是那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他更注重集体的力量，令旗指处，旌旗飞扬，任你千军万马杀到，我只需摆下空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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