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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纯父五百两白银继续去青楼酒肆胡闹。”
郑云鸣毫不犹豫的大笔一挥，又支出去五百两银子。而杨掞一言不发的将这些银子老实不客气的收下了，转身徜徉在襄阳的酒楼柳巷中。
也正因为他的工作，郑云鸣得以知道了许多原本非常机密的事情，既有敌人的，也有友军的。对荆鄂军的备战构成了极大的助力。
宋朝的往年的谍报制度就是如此，朝廷有朝廷的情报搜集习惯，各个大将有各个大将的眼线，甚至统制、统领和正将也都有自己的间谍网络。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样放羊式的情报工作固然简单直接，建立网络方便。但也效率低下，目标不明确，甚至会出现泄露重要情报的事情。
白翊杰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他上任参议官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命了一名专门处理情报分析工作的干办仪仗公事，接着给都统司整治仪仗的名义，专门负责汇总处理从各个渠道得来的情报，将其整理成简明扼要、但是条理明晰的报告，每日交给郑云鸣调阅。
在设置了处理情报的机关之后，白翊杰有条不紊的开始建立各种短期和长期的情报网。和郑云鸣着力建立军方的野战侦察体系不同，他将侦察敌情的重点放在地方的保甲和义勇身上，以往常常出现地方义勇主动给官军递送消息的事情，但都是地方百姓自告奋勇的举动，白翊杰配合在两湖加强的保甲制度，规定了每个甲都要配备一名给本地驻军递送消息的快脚。并且在平时的巡逻和战斗中尽力搜集关于敌人的情报。
为了增强地方上搜集情报的能力，他还特别将里正甲长等召集到襄阳，由荆鄂军中的人员为他们进行基础情报知识的培训。
荆湖地区的人民，因为是大宋边区的缘故，长久以来一直与兵火为伴，锻炼出来刚强勇敢的性格，现在仅仅是刘廷美、曹文琦等几个大户，每个都能在地方上召集起上万的民兵，而且这些地方武装灵活机动，搜集情报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比起官方的侦查别有一番厉害之处。白翊杰将这些情报源头笼入都统司帐下统一管理，也标志着荆鄂军开始有别于其他军队的独特情报搜集风格的确立。
四月中旬的时候，一个游方道士要求面见荆鄂都统司参议白翊杰，道士看见白翊杰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交给了白翊杰一柄拂尘，转身飘然离去。
事后白翊杰仔细的检查这柄拂尘，拂尘的柄内中空，里面藏着宋义长用蝇头小楷写就的一封密信。
信的开头处写道：“翊杰吾兄钧鉴”，后面大段文字阐述了蒙古帝国的强大，军队武力的昌盛，以及忽必烈如何贤明纳谏，从善如流，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劝白翊杰暗中通好蒙古，为蒙古人传递消息，在适当的时候接应蒙古人进入襄阳。
白翊杰仔细的读着信中的内容，时不时的皱眉思索，又时不时的轻声念诵，一直读到末尾处，才欣慰的露出了笑容。
他仔细的烧掉了书信，又默默的想了一会，定下了将网络伸展向北面陌生国度的计划。
随后在蒙古人再度南下前的几个月中，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偷越过两国边境，来到蒙古人治理的地区。
他们有的是前来投拜的书生，有的是四方云游的和尚道士，有的是冒死和北方进行贸易的奸商。总而言之，都是有所求而来的南朝人。
蒙古的守将们对这些人物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北边最需要的南朝情报。从他们的描述中蒙古人第一次知道了竹将军是由土龙军郑云鸣发明，而其他军队装备的并不多，也知道了其实襄阳叛乱差一点点就会成功，如果不是郑云鸣在半路上杀了出来。他们也知道了声名不亚于赵范的名将赵葵成为了制置使，并且完成了京湖的军队调防事务。
他们对所有提供情报的南朝人都不吝重赏，并且鼓励他们将来带更多的情报回来。
但他们所不知道的则是，这些投奔人的背后都只能追踪到一个源头，就是荆鄂副都统司。
在南北之间，一张情报交通网络正在慢慢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