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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封书信，正是写成于196年8月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
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期，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
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巴金给黛莉寄了一本新书一《忆》，说此书“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忆》确是一部收取了巴金回忆性散文的集子，19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书。
信中提到改订过的《灭亡》一书，那是巴金早年完成于法国巴黎东部小城的成名作，那个地方被研究者们称作“沙城”。《灭亡》完成的时间早在198年秋。当时，巴金将书稿寄回国内上海，本想拜托友人索非，在开明书店自费印刷出书，却被索非推荐给主编《小说月报》的大编辑叶圣陶。叶圣陶欣赏和推举这部作品，《灭亡》遂于次年元月，奇迹般地在《小说月报》连载，一时间轰动文坛。当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全书弥漫着一个革命者勇于牺牲却最终失败的悲剧气氛。信中提到“这是最近改订本”，显见是出了新版《灭亡》。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似为开明书店出版，我茫然无所知哓。周边诸友均未闻此著，我亦不知该向何方智者请教。网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而未果。及至数月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老友黄宾堂小饮，又无意间言及此惑。宾堂兄当即举杯与我一碰，竟说：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宾堂兄平日言笃，酒后话语却十分绵密流畅。想不到，经他如数家珍往下一说，众人止了喧哗，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话来：开明书店，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早在196年，先贤叶圣陶在上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几度风雨奋斗，到196年，开明书店声誉日隆，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势，苦心经营。周边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丐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一时间，应邀作家纷纷奋笔，为开明建社十年奉上佳作。个个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鲁彦、老舍、张天翼、靳以、王统照、吴祖缃、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叔华、萧乾、萧军、蹇先艾、郑伯奇、艾芜、沙汀、芦焚、沈从文、周文、茅盾、端木蕻良、蒋牧良等。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搬迁北京。
大江东去，疾风骤雨，革命成功。到195年，全国城乡强力推行公私合营制度，是红色国家推行公有制理想的重要步骤，大势所趋，不可抗拒。爆竹声声里，开明不复明，历史最无情。195年4月1日，开明书店与共青团中央所属青年出版社合二为一，增加了“中国”二字，定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成立首届董事会。这位让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瞩目的首任董事长，就是后来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一公私合营者，称同志未必合适吧。
宾堂兄喝了酒，不能不语惊四座。
中青社成立后，连续推出《红岩》、《红日》、《红旗谱》，以及《创业史》等多部红色经典，概称“三红一创”，唱响中国。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飙横扫，当下把个中青社掀翻砸烂，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无论是开明社老编辑，抑或是十七年间新编辑，谁都干不下去了。整个出版社被迫停业，大伙儿都去“五七”干校，荷锄劳作罢。及至“文革”中期，由于毛泽东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点光，这才逐步恢复业务。苦难的人们，尝尽了又一个十年之苦。故事还没有完。先贤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先生，熬过劫难，仍在中青社做编审工作。当时中国出版界，苜要一桩急事，就是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名著正名，重新出版这些著作。古今中外文化结晶，不可能被一场狂暴革命所摧毁。精神焦渴啊！读者们蜂拥而上抢购“新书”，一时间人人读书，手不释卷，如同沙漠行者扑向绿洲甘泉。在这种情势下，一枇现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他们不是牛鬼蛇神。于是，叶至善先生主张重印开明版《十年》一书，并于1984年11月为这部优秀现代作家作品集写了《重印后记》。此著遂于次年重见天日，成为一个出版社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如今，在宾堂兄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书，巴金先生寄给黛莉小姐的《十年》，应是开明书店赠给作者两三本样书中的一本。196年，时间也是对的。光阴流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此著还在人间。
叶至善先生后来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可能是当代作家叶兆言先生的伯父吧？
宾堂一席话，知晓《十年》书，得来全不费功夫。历史文化传承有绪，焉能与之“决裂”？要大革文化之命，只有疯子才那么疯。
印象中，宾堂兄还说了这样的话：当年在社里，时常见到民国年间的出版家和编辑家们，他们讲究真才实学，工作极端严谨，都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顶级宝贝。可叹身处逆境，人人受罪半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由此我想到，今日宝贝犹存，得到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了吗？
对了，巴金先生这封信，使用的正是开明书店稿纸，竖排小格子，透着一种斯文。
从信中可见，黛莉“又寄了钱来”，并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钱来送人”，这说明，理想主义者都将个人钱财看得很轻，深知“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黛莉之家应该相当富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这个样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