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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刊出书达到五十余种，其中二十四种出版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除三种是中国原创作品外，其佘均为世界名著，门类甚广，堪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并驾齐驱。巴金先生曾在《申报》专门撰文推广这套《文化生活丛刊》，时间是195年9月0日。此刊寄托着巴金先生一个宏大理想，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他还说：“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怍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
反观今日之出版界，正经好书出版极难，大批庸俗读物充斥市场，著者、编者唯利是图。偶遇好书，其价格必是贵到惊人，一般读者只能望而却步。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再一次将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关系，表达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是否还有这份耐心与亲切？我们很烦躁，我们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这封写于196年10月的信里，便透露了《春》的结尾，而写完此著则在198年月，说明作者久有完整构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出版后的《春》，其结尾果然是：淑英最后逃到了上海，并给琴表姐写了信，她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喜悦，说着一句相同的话：“春天是我们的！”原创构思与最终完稿，前后一致。
继前述第三封信之后，巴金又一次与黛莉谈到了左拉。上信说，“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还说“他的书……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这次又说，左拉的书“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巴金认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云云。而在中国，又有学者认为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我说不好应该怎样评价这位作家，才能更准确精当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写到这里，我想到老友谢泳兄，曾经撰文提出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他把原始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置放在一个极髙地位，强调“不成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谢泳希望，“建立一个关于现代文学史料来源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寻找史料的眼光就会与一般人不同。学术研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就要有趣味。什么才能有趣味？意外发现才有趣味，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学发现产生的快乐是一样的”。谢泳也喜欢逛旧书店，他认为发现实物性的直接史料，比间接史料更容易让人产生灵感，前者推进研究创新，后者易于雷同概念；前者鲜活多义，后者陈旧古板。那天，我告诉老谢说，发现了巴金的七封旧信，他当即与我剖析畅谈一番，觉出了“意外发现的趣味”。往远里想，梁启超老先生也是一位“趣味说”的坚定派……
回到前头一节的话题，眼下，发现了一个晋军兵工厂“会办”赵逢冬。这位高级工程师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赵黛莉的父亲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