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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