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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gentlemg绅士）。”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晚安）。”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发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发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发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