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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话：
为了美好的目的去做错误的事，终将走上歧途。
一、缘起
2009年初，我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聊出一个故事：一个缺水的地方，有个学校养了一头驴挑水，可谁都不愿意出养驴的钱，于是校长便将这头驴虚报成了一位名叫“吕得水”的教师，用“吕得水老师”的工资来养驴；当上级领导来检查，要见这位吕老师的时候，大家只能编造各种借口搪塞。
饭局上众人只是随性一聊，并没有当回事儿，但之后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题材，于是当天我便与我的创作伙伴刘露一起讨论了这个题材，并决定以此事件为开头，将其拓展成了一个电影大纲的规模。那时我们都认为“驴得水”是一个更适合电影的故事，因为当时的故事里会出现很多孩子和一头驴，这在话剧舞台上是很难以写实风格表现的。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先去真正缺水的地方体验生活，再投入进一步的创作。由于一直没有能抽空去，此事便一直搁置。
2010年我将之前与刘露讨论出的电影大纲《驴得水》写成文本，并申请了文字著作版权。
2011年末我发现有人借鉴了我的电影大纲《驴得水》的前1/4部分，稍作修改拍了一个微电影，居然也叫《驴得水》。后经当事人证实，该电影的出品人兼编剧顾傲确实事先看过我的电影大纲，并表示很感兴趣，当时有人建议他与我联系洽谈版权事宜，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 “没关系。”我心想，“幸亏他没有能拍出这个故事的精髓。”我知道空喊维权是没有意义的，我必须马上把真正的《驴得水》立起来。而相比较拍电影，排一个话剧显然要快得多。
2012年4月，我和刘露终于都有时间来投入话剧《驴得水》这件事。从电影到话剧，需要很多变化。我和刘露经过两周时间的讨论，同时听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姜涛教授的意见，全新的话剧《驴得水》大纲便诞生了。因为最终我们也没有能去体验生活，同时也为了便于舞台表现，新的故事从完全写实的风格变为的“架空寓言”的风格，时间定在了民国。
这时我们发现，新的故事其实比之前的故事要好得多。它的主旨从探讨体制变为探讨人性——探讨知识分子的命运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底线；或者说我们是在探讨：我们是何时、如何就不再有底线了？我们曾经有过底线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任何共同坚守的底线么？——这一主题显然更贴合我们自己的生活，更能燃起我们的创作热情。
我和刘露拿着新的大纲，在排练场里用两周的时间带领演员共同完成剧本，然后再用两周的时间排练，首演版的话剧《驴得水》就这样诞生了。
二、创作方法
我和刘露这种联合编剧导演并带领演员共同完成剧本的创作方式，是在中戏导演系长期的学习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在学校便使用这种方法编排小品、排演剧本片断，毕业之后自然选择延续这种我们最为熟知的创作方法。我们的其它三部作品——《如果，我不是我》、《秃头歌女》、《梵高自传》——也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
我们的导师姜涛曾经告诉我们，导演在工作的时候需要“扮演两个角色”——创作的一半时间100%投入，化为剧中的人物，体验人物的内心；创作的另一半时间100%跳出，成为一个旁观者，冷冷地审视自己的创作，发现问题。这就是说除了众所周知的“全情投入”，创作者创作时“冷眼旁观”也是必不可少的。很多从事过创作的人会发现，看别人作品的时候，头脑要比自己创作的时候清醒，思路也更为活跃开阔，但面对自己的作品要做到“冷眼旁观”却是极其困难的。不过要是两个人一起创作，问题就简单了，大部分时候我和刘露分工明确——我负责投入，刘露负责旁观；我负责执行，她负责判断；她提出问题，我解决问题。
艺术领域不同于其它专业，从业者之间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美学观、创作理念甚至对术语的理解——上都会有很多不同，很少有两个人能够在同一套体系下交流。但幸运的是我和刘露在美学观、创作理念上没有任何分歧，并能熟练运用同一套创作方法、术语体系。这得益于我们在同一个导师指导下学习了四年。创作中我们偶尔也会出现分歧，但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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