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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笔若神佑……
虽然按照朝廷惯例，金榜高中的外放官员回京后，一般都会召试学士院，授予馆阁之职，但韩琦毕竟是丁忧后回京，如果没有吕夷简的慧眼相识和提携，韩琦至少在当时是不可能在帝国士子多如过江之鲫的情况下，得到召试学士院这个机会的，这一点，韩琦在他的《谢直集贤院启》中亦有提及，大意是他简单编辑了几篇自己写的小诗文，没想到却得到了宰执的赏识，给了自己去学士院应对的机会。尽管这是韩琦自谦之辞，但却说明了前因，要知道，集贤院作为大宋王朝三馆秘阁之一，它的工作就是典掌皇家图书馆府，编书、校书、读书，这里可是帝国储养名流贤俊、以备咨询、访问的地方。年青的韩琦甫归京师就得到令人羡慕、又前途无限的三馆清流职务，如果没有吕宰相的赏识，的确是不可想象的（呵呵，韩琦这是接受了吕夷简的笼络吗？）。
韩琦进入了集贤院，尽管当时的韩琦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任何显要政绩，但是，他的同僚们却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在自己潜意识中，对这位气质优雅、风度沉稳的年青人，总有一种他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的强烈感觉。
也许，是韩琦举手投足之间给人的印象太庄重了吧？关于这一点，宋王岩叟在他的《韩魏公别录》中曾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当时京城有个李都尉，很喜欢延揽士大夫，附庸风雅，常请一些文人聚会，搞点儿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有宋一朝重文轻武的风尚影响极深，文人社会地位很受世人看重，尤其是那些进入了仕途的文人。这李都尉愿意大把花钱，结交文士，有吃有喝的聚会谁会不愿意去？一时间京城里得到邀请的三馆清流无不前往，唯独韩琦，正当风华年少之时，却一次都不参与，李都尉曾经几次邀请都被韩琦拒绝。同僚中有人想强把韩琦拉开过去，韩琦正色说：我是想去，但可惜，我还没有象诸位这样的名望。
我们今天无法猜出韩琦当时拒绝参与这种活动，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如果论名望，韩琦是甲科亚元，这名份足以让众多清流士子相形见拙了，那么，韩琦拒绝参与的惟一解释，就只能是韩琦此人性格的使然了。
身入馆职的韩琦尽管很年青，但和他常相交往的却都是当世一时的名士俊杰，尤其和他一同召试学士院的石曼卿。
石曼卿，字延年。《宋史》说他“为人跌宕任气节，读书通大略，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无不当。”尤其在宋王朝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的眼里，石曼卿更是“磊落奇才，气貌雄伟，饮酒过人，知名当世”。
石曼卿同学落拓豪放，这样的性格，和同僚相处之间，自然多有不乏善意的戏谑，但石曼卿惟独对韩琦从来不敢轻慢，每次相见总是称韩琦为“韩家”，这种称呼，是当时人们面对自己所尊敬的官员时候才用的称呼。
韩琦和石曼卿的交往，虽然在现有史料中没有多少记载，但毋容置疑，韩琦后来在国家边陲危急之时，以文人之身赴西陲御边，并且在战争中展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应当和石曼卿对他的影响，及韩琦从那时起就对帝国边患多少有所警惕不无关系。
石曼卿，是在帝国一派承平之际最先居安思危、敏锐嗅到战争气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石曼卿曾几次上书朝廷，指出帝国已经承平日久，天下不识战者30余年，请求朝廷早日加强辽（契丹）及西夏的边备。但可惜，石曼卿这极具战略眼光的奏议，并没能引起朝廷的重视。
在韩琦的军事思想中，另一个对他颇具影响的人应当是韩琦的姐夫高志宁。高志宁，字宗儒。在韩琦撰写的《故卫卿致仕高公墓志铭》中，这是一个多少带有了神秘传奇色彩的人物。
高志宁从小沉敏，记忆力惊人，不到弱冠之年便已精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尤其对《周易》有着深刻见解。据韩琦《故卫卿致仕高公墓志铭》中记述：有一次高志宁身染沉疴，几近危急，昏昏沉沉中忽然梦见一位神人出现，并向他传授用兵的谋略，沉疴竟奇迹般痊愈了。高志宁醒来后，遍阅诸家兵法，竟然象早就熟读过一样，尽得用兵谋略奥妙。由此，高志宁更读子史阴阳谶纬之书，研究古今治乱成败的例子，立志成为一代建功立业的名将。当时真宗皇帝为了给国家网罗更多的人才，下诏恢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六个科目考试，高志宁参加“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科考试，并以一篇《平燕策》深获真宗赏识。
然而，历史没有给高志宁提供让他一展雄才大略的舞台，自北宋王朝和辽国签定“澶渊盟约”之后，两国不再兵戎相见，高志宁这位胸怀大志、深具兵战伐谋的一代良将，只能面对帝国一派升平景象，扼腕长叹，梦碎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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