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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是这样说的：“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箢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
天圣五年高中一甲第二名的韩琦，似乎对自己调任监库、没能象其他高中科举的人那样去担任显贵职务毫不芥意。但芥意也罢，不芥意也罢，26岁的韩琦必须直面眼前的事实，直面他未来仕途生涯中总也不可预知的变数。
几乎所有伟大政治家在走向成熟之前，总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一点一滴积累资历，而这种积累的唯一前提，就是必须忠于职责、恪尽职守。这种忠于和恪尽不是刻意的、虚伪的，而是出于本质的使然。监左藏库的韩琦当然也是如此。
按说，左藏库做为国库，受纳天下四方财物，理应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库存多少、支出多少，都应当一清二楚，但事实上，此时帝国这座最大的国库，无论受纳还是支出，都已经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而这种混乱无序的根源，就来自于皇家内庭的宦官。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大凡国家政权掌握在女性强权手中时，都无可避免的由此派生出一种现象，那就是接近内庭的宦官们肆恣无忌，甚而严重时能够左右国家朝政、掌握朝廷大臣们的生死荣辱。泱泱华夏，从先秦到两汉再到盛唐，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当政的女性不方便直接面对朝臣，总是借助宦官们来传达上情，同时也借助宦官下情上达，掌握朝臣们的动向。这种特殊的权力沟通渠道，造成了宦官干涉朝政的种种后果，大宋帝国章献刘太后自然也无可避免，只不过刘太后政治手段较为高明，终其10年垂帘，除了宦官雷允恭骄横跋扈，仗着刘太后宠信，擅改了真宗陵地之外，没有酿成其他大的危机罢了。但尽管如此，宦官们的跋扈、专权，还是在某些方面破坏、削弱了大宋王朝国家制度。比如左藏库接收各州县交纳的贡品时，必须都要由内廷宦官监称之后才能入库。
入库物品须由宦官监称，这项规定的初衷，或许是赵家皇帝想对国家收入有一个宏观的掌握、了解，以便做到心中有数，量入而出。这种立国伊始、事无巨细的精神原本是巩固王朝统治所必不可少的机制。但此时大宋王朝立国已近80年，早已到了政怠人懈的边缘，又历经了10年的女性统治，以往的种种规制不仅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反而是变成了一种弊端。就拿左藏库日常工作来说，往往各地送到京城等待入库的贡品成千上万，而负责监称的内廷宦官们却随心所欲，有时竟然几天都不来上岗，这些贡品于是便只好暴露廊庑之下，任凭风吹日晒，各地负责押运的士兵职责所限，只能看护着这些贡品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贡品入库如此，支出更是乱麻一团。往往宫中有什么需求了，内廷宦官们仅凭着一张白条，便能先到左藏库支领物品，然后再补办相关手续，而有时候领了某种物品，又要求更换，用不完的物品是否还回，还回来了多少，全都无从考证。偌大的国库管理如此混乱，自然会让一些心术不正的蝥贼们借此中饱私囊。
国库支领的混乱冰冻三尺，但在韩琦之前，历任监库的官员们，似乎从没有人对这种混乱提出过异议，直到年青的韩琦上任。
如果韩琦不是一个尽忠职守、以国家利益为重、凡事讲究认真的人，他大可也象历届前任一样，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韩琦就是韩琦。韩琦在亲历治下这种混乱无序情况几个月后，宋仁宗明道二年十月，韩琦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请求恢复先皇真宗天禧年间时实行的取用库物必须有凭证的制度：
天禧中，入内内侍省置合同凭由司，凡传宣取库物，令内臣自赍合同凭由送逐处已，乃缴奏下三司出破帖。今内臣皆先以白札子传宣，而后降合同，其间或称禁中对换物色，及支外以馀物还库，恐有妄伪。请自今非降合同，毋得支。
宋代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是有一定区别的，称为前、后省，又称北司、南班。入内内侍省（后省）的职责是通侍禁中，因而比内侍省（前省）更能接近皇家禁宫，也更易获得皇帝、后妃们信任和亲近。合同凭由司就是入内内侍省所辖的诸司之一，负责出具禁中所需要物品的凭证，凡领取各种物品，列出名称数量，然后将单据转给有司，然后凭单据才能领取。但章献刘太后垂帘之后，内廷宦官们权力扩大，仗着皇家威严狐假虎威，渐渐不把原有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先拿物品后补手续，肆意所为，而监库的官吏们不敢得罪这些皇帝、嫔妃身边的人，遂使这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宦官们亦混水摸鱼，能捞一点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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