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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宋代官吏的俸禄，史学界有一种误解，认为宋代官员俸禄，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都是最高的，这其实并不尽然，但宋代官吏俸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涉及，而当时和韩琦家贫这种情况相同的官员，却实在不在少数。比如当时一代名士、东州逸党成员石介，天圣八年考中进士后，曾历任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等职，但庆历五年石介死后，其妻便陷入“冻馁不自胜”的困境，还是得到了其生前好友韩琦、富弼资助，其妻才得以“买田活之”。而宋代家族制度又极为盛行，一般士大夫之家，几十口人、乃至上百口人生活在一块儿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就使许多官员的经济负担极为沉重，就算俸禄较为优厚的官员，一旦把收入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也就难免捉襟见肘了。
很难说韩琦这个情况不是实情。相州韩氏一门，到韩琦这一代，兄弟六人已只剩其三。长兄韩球，早于父亲韩国华而亡；次兄、四兄也均已过世，如今尚在人世的，唯三兄韩琚、五兄韩璩和韩琦。三兄、五兄虽也身在仕途，但韩家男男女女却是近百口子人，仅靠兄弟三人这点儿俸禄养活一大家子人口是非常难的。韩家一门又有着孝悌美德的传统，济人贫困从不吝惜，当年父亲韩国华在世，就诸亲率均俸周急，不间疏近，以是家无余财。姑、姊数人孀且老，悉奉以归，事之甚恭，为其男女婚嫁，又与之营簿业……
韩琦在孝悌奉养、济人贫困这一点上，可谓完全继承了韩家的传统和父亲风范。史书记载；韩琦轻财好施，不计家中有无，周人之急唯恐不丰，尤其是屡次向他求助的人，韩琦从不因此而厌烦，直到后来韩琦官居高位，韩氏内外宗族靠他俸禄奉养的还有十几家，嫁诸兄孤女十余人，供子侄辈读书等，每月俸禄总是不到月终就已用尽。就连朝廷平时给韩琦的恩赏，也常常是先分给旁族旧交之家，如韩琦故交尹洙、石介。
按宋王朝制度，外任官员都有一份“职田”，这是朝廷给予官员经济补贴的一种，是以国家土地、或者往年百姓逃亡后留下的无主农田来充当，地方官员可以雇用人力耕种。这些职田是不用给国家上缴赋税的，其所得由耕种者和职田主人平分。两京、及大的藩府为40顷，次藩镇35顷，防御、团练州30顷，中、上等的州20顷。按韩琦所要求的舒、宣一带地方，知州可以有20到30顷土地的职田，这对于韩家庞大的家族来说，聊补日常家用还是大有帮助的。
从韩琦要求外任到舒、宣一带州府来看，韩家庞大的家族人员，此时并没有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居住，而是应当跟随韩琦的三兄，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韩琚，居住于江左一带，所谓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此时的韩家正以三兄韩琚为长。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排除相州还有韩氏家人的可能。
然而我们同样不能排除的是，韩琦于此时再次请求外任，是不是还包含着另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原因，那就是韩琦面对朝廷眼下激烈的范、吕之争，只能无奈地选择置身事外——逃避。因为争执双方，一个刚正、坦诚的范仲淹是韩琦心仪之交；而另一个则是对他还有着知遇之恩的吕夷简，韩琦应当支持哪一方？反对哪一方？
韩琦甫为三司吏，便遇到了这场士大夫之间的激烈对战，而此后“庆历新政”时的要员们，几乎全都卷入了这场大争论。韩琦并不否认，吕夷简在任用官员上，的确有“恩出于己，笼络士心”的私念，但他同样也不能否认，吕夷简用人，也并非完全毫无原则的任人唯亲。或者韩琦此举，是想对朝廷和吕夷简处罚范仲淹表达一种委婉的不满？再或者，韩琦是对朝阁里这种无休止官场争斗感到了厌烦？再要么，是韩琦对自己当年一甲第二名进士、馆阁清流之身，十年岁月总是在具体俗务上转圈心灰意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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