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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但是，朴忠、正直的韩琦没有因此而退缩，宝元元年二月，韩琦再次奋然上书，不仅点名弹劾王随、陈尧佐等四宰相，而且对仁宗皇帝拒不接受意见提出了批评：
臣伏闻有虞至聪也，成汤至明也，其命相则犹咨于岳，选于众，不敢以独鉴自决于上，必佥而举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远于朝。未有众以为非才，上独谓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执，而望万化可成，而众功尽美者也。
臣职在谏诤，志无回隐，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盖以宰臣王随登庸以来，众望不协，差除任性，偏躁伤体。庙堂之上，不闻长才远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纳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贻诮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几涉周星，安卧私家，备札求退。方天地有大灾变，陛下责躬访道之际，不思抗章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书视事，引擢亲旧，怡然自居……陈尧佐男述古，监左藏库，官不成资，未经三司保奏，而引界满酬奖之条，擢任三门白波发运使……述古之授，是为欺罔圣明。参知政事韩亿，初乞男综为群牧判官，以降成命，却令男综不以资叙回让兄纲。将朝廷要职，从便退换，如己家之物，紊乱纲纪，举朝非笑……石中立本以艺文，进居近署，兼领常局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淡笑之誉，为人所称。处于翰墨之司，固当其职；若参决大政，则诚非所长……陛下用辅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观望，浸成驰慢之风；必恐外夷闻之，亦有轻视中国之意……陛下置臣于言责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钺，屡有论奏，乞从罢黜，于己非私也，于柄臣非有嫌隙也……
韩琦这份奏章有理有据，不温不火，完全是他“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苟不以理胜之为主，难矣哉！”的绝妙诠释。韩琦为仁宗皇帝做了清楚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将了仁宗皇帝一军：他说自己担心仁宗皇帝认为他弹劾四相，是在挑拨离间君臣间的关系，是对内阁大臣的诬陷，因此请求仁宗将这封奏书明示中书，让御史台集百官于朝堂之上庭议：如以为臣言不谬，则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为辅弼等前件行事于朝政无损，国家无害，只是臣发于狂妄，则诛戮贬窜之罪，臣无所逃。韩琦明确要求仁宗：如果认为臣的参奏是正确的，那就请陛下公开施行，如果认为宰执大臣以往的做法对朝政和国家没有损害，只是臣的狂言乱语，那不管朝廷给臣任何处罚，臣都愿意接受。
我们很难说清，或许是韩琦的忠正无私感动了仁宗？也或许是迫于朝堂内外的巨大压力，就在韩琦这份奏章呈上去不久，宋仁宗终于下诏，解除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人宰相的职务，王随改判河阳，陈尧佐判郑州、韩亿本官归班、石中立为资政殿学士，这即是历史上所谓韩琦“片纸落去四宰执”。但韩琦向朝廷举出的几位深浮众望的内阁人选，王曾、吕夷简、杜衍、范仲淹等，仁宗皇帝却一个也没有选用。
仁宗罢免了老人内阁，帝国新任的内阁首相是老臣张士逊，副相就是那个“仲昌故国三千里”的章得象，而参知政事则是宋庠和晁宗悫。
仁宗皇帝这样安排，也是他必然的选择，做为帝国天子，罢免王随等四相，已经等于承认了王随政府的无能，而在新内阁组成上，仁宗皇帝不想、也不愿、更不会听从臣下的意思，他必须维护他天子的尊严。多少年后，韩琦在回忆这件事情时曾感叹：“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
很难说韩琦的这份感叹没有蕴含着一种自豪和骄傲在内。毕竟连章弹劾内阁权臣，使四相一日俱罢，这在有宋以前历代王朝也是前不见古人，何况在韩琦身居谏职三年时间里，韩琦“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所上七十余份谏章，绝大部分都被仁宗皇帝采纳。诚如韩琦在《谏垣存稿》中所说：“在职越三载，凡明得失、正纲纪、辩忠良、击权幸……上宽而可其奏者十**……”
“可其奏者十**”，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数千年中国历史，谏官在封建王朝“皇权不容侵犯”的特殊条件下，多少血性忠直之士，为向皇帝进逆耳忠言不惜以性命相博，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人生悲壮剧目，即便是太祖皇帝留下金匮誓书，坚嘱子孙“不杀一士”的大宋王朝，其忠耿如范仲淹辈，也仍然难逃仕途命运多桀的危运，而做为大宋王朝历史上最杰出的精英之一，韩琦岂会不知道做谏官“上规谏讽喻朝政阙失，下察百官大臣所任非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毫无疑问，以韩琦之忠正，让他做到谏官的“面折廷争”并不难，但如果其能力仅仅是做到这一点，那韩琦就不再是韩琦，充其量只是大宋王朝历史某个昙花一现、铁血肝胆的人物而已，做为帝国未来一代栋梁精英，韩琦考虑更深的，是在发现朝政出现阙失时，谏官怎样“知体得宜”，从而完美尽到谏官的责任。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韩琦对仁宗皇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从而甘愿为君、为国抛撒他一腔精忠热血。仁宗擢韩琦入谏垣，韩琦曾喟然自戒：“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兹所以报陛下而知任之意。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
这就是韩琦“朴忠”最本质的东西。
韩琦如此惕励自戒，同样他也是这样做的，从韩琦现存的谏稿中我们不难看出，韩琦的谏章，行文之际少了范仲淹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多了一种朴质忠厚、以理服人的理性；少了一种激烈、直白的诘问；多了一份情真意切的规谏，处处为国，没有半点哗众取宠的招摇，更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酸腐。看着韩琦一份份谏章，你眼前悠然出现的是一位端正、忠诚的“国士”，如此的真诚可信，如此的令人敬佩，而这也正是韩琦做为杰出政治家，在处世谋略上比范仲淹更为成熟一些的本质原因。
韩琦以他年仅30岁的而立之年，身居庙堂，已经展现出“垂绅正笏”的杰出政治家风采，某种概念上说，大宋帝国内阁四相一日之间尽罢，实出韩琦之力。
韩琦，大宋帝国一代名相的风云仕途，这才仅仅是个开始。宋仁宗不是一个昏庸皇帝，韩琦以朴忠事他，他岂会不将韩琦以“国士”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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