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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皇帝这个近乎儿戏的瞎指挥，遭到了兼知延州的范仲淹反对，范仲淹认为，不根据战场具体形势，只按官位尊卑作战，只能是自取败亡。范仲淹在延州亲眼目睹了边陲情况，这在他写的《渔家傲秋思》一词里多少有所体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就是当时范仲淹看到的前线情景，范仲淹根据具体情况，把军队分成6队，每队3000人，而后根据敌军多寡轮番出战。范氏这个用兵办法，一时间各路宋军都纷纷仿效。
在泾原前线的韩琦，也不赞成宋仁宗按官位尊卑作战的设想，但韩琦却没有象范仲淹那样，把仁宗皇帝如此有“智慧”的设想直斥为“取败之道”，而是上书仁宗，有理有据指出宋军作战时存在的弊端，汇报了自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沿边总管、钤辖之下，尚有众多指挥和使臣，每次作战都是临时分领兵马，将领、士兵没有经过磨合训练，其结果是将领不知道士兵勇怯，士兵不服将领的威信，以致屡遭败绩。近来已从诸班中选了一批武艺优良者，分别委任以寨主、监押之职，但这仅仅是聚于一城之中，未能各尽其用。因此，希望陕西都总管司来统一分配这些人：鄜延路15员、环庆、泾原、秦凤路各10员，为逐路教押军阵，分逐州禁军由其率领，根据士兵训练程度、战斗胜负，施行重赏重罚，如此一来，士兵们是勇是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又有赏罚条令驱动，必然会各思奋身，亦避免了主将总是挑选勇敢之士做自己护卫的弊端。
自古临敌取胜，必须要有战斗力强的奇兵（预备部队），如果一窝蜂并力出战，势必所向皆溃。士兵中并非没有出类拔萃的勇敢者，关键在于这些人都分散在了各个指挥，现每个指挥所辖不过二、三十个人，与士兵混在一处，御敌之际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反而受怯懦者牵累，虽想挺身奋战，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乞陛下委臣与范仲淹、庞籍等，分别就各路屯驻、驻泊的当地禁军及士兵、厢兵中，挑选勇力过人、能在战马上使用刀、枪、槊、铁鞭、铁锏、棍棒等兵器者，以每500人为限，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各设两指挥，本路土兵一指挥，屯驻、驻泊兵士一指挥，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环庆路屯环州、庆州，泾原路屯泾州、镇戎军，秦凤路并屯秦州……
韩琦这个设想，是在战斗部队之外，另设一支战斗力更强的骑兵部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支特种部队，这在茫茫大漠、夏军又多为骑兵的西北战场，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对策。
此时，韩琦以全族性命保举的范仲淹，也在延州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并收到明显效果，宋军收复了金明寨等延州屏障。并在一系列小战事中扭转了战则不胜的局面，时不时打上一两个小胜仗，使得夏军从此不敢轻视延州。夏军士兵相互告诫：不好再打延州的主意了，今日小范老子（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可不象大范老子（范雍）那样好欺负。
就在韩琦、范仲淹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西北边陲的时候，仁宗皇帝也得到了一个让他深感安慰的消息——出使契丹的郭稹带回可靠情报：目前契丹没有联合西夏、觊觎中原的迹象。
郭稹出使契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向契丹通报帝国西北用兵一事；另一个，就是侦察契丹有没有配合、援助西夏迹象。仁宗皇帝最担心的，就是北方契丹乘宋军忙于西北的时候横插一脚，一旦如此，那帝国势必将面临两面作战。
似乎汉民族自诞生之日起，这个略显柔弱的民族，每每在和所谓“夷狄”打交道时，总是热衷于在精神和嘴巴上去战胜每一个对手，而且还深得上天庇佑，总是胜的时候多，败的时候少，把汉民族在军事上的失利，从精神和嘴巴上拚了命地完全找回来。往大里说，这些人是维护了国家尊严，但往小里说，这些人则不过是一能说会道的辩客而已。从春秋战国的苏秦、张仪、晏子、蔺相如辈，乃至更前、更后的辩客，这些人在中国浩瀚的历史大书上，无数次写下了汉民族精神胜利和嘴巴胜利的记载，而这次大宋派去契丹的使臣郭稹，又为这些记载添了精彩一笔：
郭稹使辽，辽主盛情款待，并邀请郭稹一同观看狩猎，且出于礼貌请郭稹也射上几箭。
也许辽国皇帝是想看看大宋使臣究竟有什么样的气势？反正郭稹当时一定是这样想的。于是，郭稹把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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