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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川寨宋军再次失利，使对战争已极度厌倦、一心想招抚元昊的宋仁宗又惊又怒，不得不强打精神，对西北前线进行兵员补充，调整部署。此时，惟一让仁宗皇帝感到安慰的，是北方契丹在帝国做出誓书用词上的让步后，已经和大宋重归于好，他不用再寝食难安地担心帝国两面作战，因而能够从北部边界抽调兵力，弥补葛怀敏丧师后西北宋军的兵力不足。
宋仁宗庆历二年十月，仁宗皇帝从北线定州抽调2万2千名禁军移驻泾原，以鄜延路都监狄青为泾原都监、兼知原州；以左藏库使景泰为本路钤辖、兼知镇戎军，几天后又各加兼本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又调河东都转运使文彦博兼泾原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以代王沿。于此同时，仁宗皇帝下诏，降原知渭州王沿知虢州，又给定川砦战死将领各增官褒奖。
定川砦一役，仁宗皇帝再次看到了韩琦、范仲淹危急时中流砥柱般的作为。当葛怀敏全军覆没，泾、邠一线危急的谍报传到京师时，仁宗皇帝看着地图，不无焦虑地对大臣说：如果范仲淹能出兵增援，朕可高枕无忧矣。不久，范仲淹出兵增援的奏报送抵京城，仁宗皇帝惊喜不已：说朕就知道仲淹是可用之才！
由于韩琦、范仲淹在危急时刻表现出的杰出作为，对此深感欣慰的宋仁宗，于庆历二年十月下诏，为出兵增援的韩琦、范仲淹复官晋级：援护边防，安辑关辅，皆著勤效，简在朕心。分别授韩琦、范仲淹以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
对于仁宗皇帝的眷爱，韩琦、范仲淹分别上表辞谢。
韩琦在辞官奏折中诚恳地写道：能官复旧职，固然荣幸，但贼兵寇略邻道，我军兵将死伤，虽然派了1万部队前去增援，但却实在没能帮上一点忙，不应当迁官。
仁宗皇帝没有接受韩、范二人的恳辞，并再次下诏：边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祗受，不须坚辞，更思御捍之计。
从仁宗皇帝诏书措词上看，此时的宋仁宗，对韩琦、范仲淹二人，可谓是寄予了莫大的厚望。
西北前线屡次战败。
宋仁宗的招抚又没有任何进展。
于是，朝廷中就有人出主意：借刀杀人，用金钱收买辽国，让辽国出兵攻夏。
对于朝臣提出的这个建议，仁宗皇帝觉得不失为一个办法。既然辽国贪婪宋国金帛，能够答应劝说元昊臣服宋国，那就有可能更贪重金，出兵攻夏。
然而，当宋仁宗以此委派御史中丞贾昌朝出使契丹时，却受到贾昌朝极力反对，贾昌朝一针见血指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朝廷削兵权政策太过之故，贾昌朝说：太祖皇帝当年收兵权，原为防止军队造反，到太宗时，朝中宿将旧兵还能保持着一点战场上的威风，但此后数十年，老将凋零贻尽。及至元昊反叛，朝廷骤然之下选将发兵，军队缺乏训练，将帅又常常更换。以频繁更换的将领，率领缺乏训练的士兵作战，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怎能不战则必败？贾昌朝接着提出建议：请朝廷自今以后，对镇守方镇的大臣不要轻易更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给予边臣随机应变的权力，这样才是选将用兵之道。
对于帝**事上存在的这个弊端，仁宗皇帝岂会不知道？但大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定下削兵权国策，迄今80年时间，已被削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得了的？
借刀杀人之事不了了之了。眼下仁宗皇帝所能够做的，就是只好在现有基础上拚命挖掘西北军事潜力，以求寻找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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